一块砖头砸在我妈头上，两年后，大伯家只剩一个人

一
爷爷走的那天是个阴天，云层压得很低，像是随时要塌下来一样。
我趴在灵堂前的草席上磕头，膝盖硌得生疼。
爸爸跪在我旁边，眼眶红红的，但没掉眼泪。
我妈站在后面招呼来吊唁的亲戚，嗓子已经哑了，说话跟破风箱似的。
“**这病拖了两年，多亏了老二家。”邻居张婶拉着我大**手，声音不大不小，刚好够满屋子的人听见，“端屎端尿的，都是人家春芳在伺候。”
我大娘抽回手，脸上挂着一丝不自在的笑：“都是儿女，应该的。”
应该的？
我心里翻了个白眼。
爷爷住院那三个月，我大伯赵德厚就去过两次。
第一次是爷爷刚住进去，他站了十分钟就说地里活忙，走了。
第二次是医生下了**通知，他来了，站在病房门口问了一句“还能撑多久”，被我爸瞪了一眼，缩着脖子溜了。
平时送饭、守夜、交医药费、跟医生沟通，全是我爸妈。
我妈赵春芳，一个嫁进赵家二十多年的媳妇，比人家亲儿子还尽心。有一次爷爷大**失禁，护工忙不过来，我妈撸起袖子就上手擦洗。
隔壁床的病人家属以为是亲闺女，说“你女儿真孝顺”，爷爷张了张嘴，没说话，眼泪顺着皱纹淌下来了。
爷爷出院后住在我家，我爸把东屋收拾出来，买了张护理床。
我妈每天变着花样做吃的，爷爷吃不进去，她就用榨汁**成糊，一勺一勺喂。爷爷有时候犯糊涂，认不清人，抓着我的手喊“建国”——那是我爸的名字。
可大伯赵德厚家，跟爷爷家就隔了三排房子，走路三分钟。
那三分钟的路，大伯走了整整两年，加起来不到二十趟。每次来也不空手，但拎的东西让人不知道说什么好——过期牛奶、长芽的土豆、有一次是半袋发了霉的面粉。
我妈没说什么，把东西默默扔了，该做饭做饭，该喂药喂药。
我爸也没说什么，只是偶尔在院子里抽烟的时候，会盯着大伯家的方向看很久，然后叹一口气。
爷爷走之前那几天，突然清醒了。他把我爸叫到床边，说了几句话。
我当时在门口偷听，记得不太全，但有一句听得很清楚——
“老二，这房子留给你。你哥……指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