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，我决定不再做人

入职三年，我确诊了“重度职场过敏”。过敏原包括但不限于：画饼、甩锅、以及在下班前一分钟说要开会的老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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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
急诊室的白炽灯管坏了一根，另一根在嗡嗡响，像极了我脑子里那根弦。
护士看着我，又看看我手里攥着的那页PPT打印纸，很困惑：“你说你过敏了，过敏源是……这页纸？”
“不是纸，”我认真纠正她，“是纸上的内容。”
她可能觉得我在找茬，但我真的没有。我，林招娣，二十六岁，本科毕业三年，于今日下午三时四十分，被确诊为重度职场过敏。临床表现包括但不限于：听到“赋能”两个字就打喷嚏，看到钉钉消息会起***，以及，在老板王海洋说出“我简单讲两句”的时候，出现短暂的窒息性休克。
过敏源筛查报告上写得清清楚楚：画饼（重度）、甩锅（重度）、以及在下班前一分钟说要开会（致死量）。
事情要从今天下午的季度复盘大会说起。
会议室里坐了四十多号人，空气里全是二氧化碳和焦虑的味道。王海洋站在投影幕布前，用激光笔在那张花花绿绿的图表上画圈，嘴一张一合，什么“对齐颗粒度”、“底层逻辑”、“打通闭环”之类的词往外蹦。
我坐在第三排靠走道的位置，盯着PPT上某一页发呆。那一页是纯白的。
一个字没有，一张图没有，就是一片耀眼的白。
王海洋的激光笔点上去，红点落在正中间，像一颗朱砂痣。他说：“这一页，代表着我们的未来。”
我旁边的工位邻居老周用膝盖撞了我一下，低声说：“别冲动。”
我没冲动。我真的只是在思考一个很严肃的问题——这一页像什么？
像我被甲方改了十八版方案后的大脑皮层。像公司茶水间里那个永远写着“已坏”的咖啡机。像人事部Lisa上个月跟我谈晋升时说的那句“明年肯定有机会”。
然后我就站起来了。
老周想拉我没拉住，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站起来的。可能是腿自己站起来的，跟我没有关系。我的嘴也很自觉，在王海洋朝我看过来的时候，它自己就动了。
“王总，”我说，声音比我想象的平静，“这一页PPT，像极了我的脑子。”
会议室安静了。
“也像极了我们公司明年的前景——”我看着他，非常诚恳，“一片空白，但充满了纯洁的幻想。”
那根激光笔的红点抖了一下。
然后整个会议室炸了。
有人呛了水，有人把笔记本碰掉了，有人发出一声像是笑又像是哭的抽气声。老周把脸埋进胳膊里，肩膀一耸一耸的。而王海洋的脸上，从困惑到震惊到铁青，完成了**跳。
“林招娣，”他说，“你是不是不想干了？”
你看，这就是问题的关键。
他问的是“想不想”，而不是“能不能”。在他的世界里，这份工作是他赐予我的恩典，我要是不要，就是不识抬举。但事实上呢？这份工作给了我什么？三千五的底薪加五百的绩效，绩效还月月被打七折。
我没有回答他，因为我的身体替我回答了。我打了个喷嚏。
一个惊天动地的，响彻整个会议室的，带着某种宣告意味的喷嚏。
然后我起***了。
就，字面意义上的，从脖子开始蔓延，爬上脸颊，像一片红色的地图。老周后来形容那个场面，说我整个人像被一个看不见的巴掌扇了一遍。
“看到了吗？”我顶着满脸的红疹子，摊开双手，“我对您过敏，王总。医学意义上的。”
然后我就走了。拿上我的帆布袋，从前台顺了一颗薄荷糖，坐电梯下楼，打了个车，直奔最近的急诊。
护士听完我的陈述，沉默了很久。久到我以为她打算把我转诊到精神科。
“所以，”她最终开口，“你希望我们怎么治疗？”
“开个证明，”我说，“证明我对‘画饼’过敏。”
“这是不可能的。”
“那就开一盒氯雷他定，”我把袖子撸上去给她看我的红疹子，“这个总是可能的吧？”
她给我开了氯雷他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