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章
江阴签判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,沿着运河走,大约两百里路。我骑马上路,走了三天。,路两边是冬日的稻田,田里没有庄稼,只剩一茬一茬的稻秆,枯黄枯黄的,立在薄薄的冰碴子里。有时候能看见几只白鹭在水田里走动,细长的腿踩在薄冰上,每一步都小心翼翼的。第二天拐上了江堤,顺着江岸往西走。长江冬天的水不大,江面灰蒙蒙的,偶尔有一条渔船从雾里钻出来,又钻进去。第三天傍晚,远远地看见了江阴城的城墙。,在长江南岸,江面在这里拐了个弯,水流缓下来,形成一个不大不小的渡口。城墙不高,青砖砌的,有几个垛口缺了砖,用土坯补上了,看着像打了补丁的衣裳。城门口有个老兵坐在一把三条腿的椅子上打盹,听见马蹄声睁开一只眼扫了我一下,又闭上了。。。两条主街交叉成十字,街两边是店铺,布店、米店、铁匠铺、药铺,铺面都不大,门口挂着写了字的布幡。街上有几个挑着担子的小贩在叫卖,有个卖鱼的老汉蹲在路边,面前的木盆里养着几条半死不活的鲫鱼,鱼嘴一张一合地吐着泡。。衙门口不大,门前的石狮子缺了一只耳朵,门楣上的匾额倒是擦得干净,“江阴军衙”四个字清清楚楚。门口站着两个衙役,一个胖一个瘦,胖的那个手里捧着一把瓜子,一边嗑一边把壳吐在地上。瘦的那个远远地看见我牵马过来,用胳膊肘捅了一下胖的那个。,从怀里掏出吏部的官牒,递了过去。瘦衙役接过去看了一眼,又看了我一眼,然后跑进去了。胖衙役把瓜子揣进袖子里,朝我笑了一下,笑得有些勉强——大概是看见我腰间挂的刀了。,一个穿**的中年人从衙门里急急地走出来,边走边整**。他走到我面前,拱手行礼,腰弯得很低。“下官江阴知县赵汝愚,见过辛大人。”。赵汝愚是个圆脸的中年人,脸颊上两团红,大概是冻的,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,一看就是个老实本分的文官。他引我进了衙门,一边走一边介绍衙里的情况。江阴军管辖三县,驻地在江阴城里,衙门里一共二十几个官吏,管着方圆百余里的赋税、刑名、水利、漕运一应事务。“签判房在这边,”赵汝愚推开一扇门,“辛大人请。”,一张榆木桌子,一把椅子,一个书架子,墙角有个炭盆,炭已经灭了,只剩一堆冷灰。桌面上整整齐齐地码着几摞公文,每一摞都有半尺高。最上面一摞的文书边缘已经泛黄,看起来有些年头了。“这些是积压的案牍,”赵汝愚有些不好意思地搓了搓手,“上一任签判调走大半年了,一直没人接手,所以就……攒了这么多。知道了。”我说。,愣了一瞬,连忙说:“辛大人远道而来,要不要先去官舍歇一晚?这些案牍慢慢看不迟。”
“不用,”我把包袱往椅子上一搁,“油灯在哪里?”
签判房里有油灯。我把灯点上,豆大的火苗跳了几下稳住了,在桌面上投出一个昏黄的圈。我把椅子拉过来,坐下,拿起最上面的一本文书翻开。字是工工整整的馆阁体,密密麻麻,写的是去年秋天一桩水利**——东村的田灌渠被西村的人堵了,两家打了半年,告到军衙,前任签判批了四个字:“责令调解”。然后就压在这儿了。
我又翻开一本。赋税数目对不上,少了一千三百斤稻米,没人查过。再翻一本,是前年冬天批下来的**度牒,需要地方核对僧籍,问了三个县,有两个没回文。再翻一本,军仓修缮的预算报了一年没批。
我一本文一本地翻下去。
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,赵汝愚又进来过一次,端了一碗热汤面放在桌上,说了句“大人保重身体”,就轻手轻脚地退了出去。
我把面吃了。汤是羊肉汤,放了不少姜丝,喝下去胃里暖乎乎的。吃完面继续看公文,看到亥时,油灯的油烧干了,灯芯噗地灭了。我从抽屉里找到半瓶灯油续上,把灯重新点着,继续看。
这一夜,我把积压了大半年的公文全部过了一遍。分门别类,能批的直接批了,不能批的写明缘由,该移交通判的单独归拢,该下县查办的写好批示。写到天快亮的时候,桌上那几摞半尺高的公文已经重新码好了,每一本上都贴着签条——红色是急办,蓝色是待查,**是移送。
窗户纸从黑变成灰,又变成白。公鸡在衙门外不知谁家的院子里打鸣了。我把最后一本文书合上,笔搁在笔架上。
手指僵了,掰开的时候骨节咯咯响了两声。站起来推开窗户。正月的冷风迎面灌进来,带着长江水的潮气。街上已经有人在走动,一个老妪挑着担子从衙门门口经过,担子上是刚摘下来的青菜,菜叶上还挂着露水。
我在窗前站了片刻,关窗,换上那件还没穿过的绿色官袍,洗了一把脸,推门出去。签押房外的廊道上已经有几个小吏在走动了,有人见我出来,慌慌张张地行礼——大概是没想到新来的签判天不亮就坐在签押房里了。
此后在江阴的日子,差不多都是这样过的。
每天卯时起床,先去签押房处理当天的公文,然后去军衙大堂听差,听完了回来继续批案牍。江阴军辖下三个县,户籍田亩赋税水利,大大小小的事都要签判经手。事情不难,但很杂。上午核对赋税数目,下午处理民间词讼,晚上草拟呈报上司的公文,一天很快就过去了。
我不是不会做这些事。祖父在世的时候教过我管账、判案、写公文,他说不管做什么官,这些最底下的功夫都要学会。我当时不明白,觉得这些都是文官的事,跟我没关系。现在才知道祖父早就替我想好了。
衙门里的同僚对我也很和气。除了赵汝愚,还有几个小官吏,见了面都客客气气地拱手,一口一个“辛大人”。他们大概是听说了海州的事——五十骑闯营的事不知怎的已经传到了江阴城里,有人添油加醋,说我一刀砍了七个金兵,又说我能徒手开弓,射出的箭能在半空中拐弯。我听了哭笑不得,也懒得纠正。
只有赵汝愚知道些实情。有一回散衙之后,他请我去他家里吃饭。他家在后街一个窄巷子里,三间瓦房,院子里晒着鱼干,散发着咸腥气。他老婆做了一桌子菜,有条清蒸鲈鱼,一盘炒笋丝,一碗腌笃鲜。
酒过三巡,他忽然问我:“辛大人,你在北方的时候,真的带过兵?”
我说带过。
“打过仗?”
“打过。”
他沉默了一会儿,低头看着自己的酒杯。酒杯里的酒很浅,映着桌上油灯的一点火光。他慢慢抬起头,有些犹疑地开口:“那你怎么……我是说……”
“怎么跑来江阴批公文了?”我替他把话说完了。
他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。
我端起酒杯喝了一口。酒是他家自酿的米酒,比临安驿馆边上那家酒馆的还要淡,喝起来像甜水。
“**让我来,我就来了。”我说。
赵汝愚没有再问。他是个聪明人,知道有些话不该追问。
那天晚上我在官舍里躺在床上睡不着,听着长江的风从窗外刮过去。江阴离长江太近了,夜里能听见江水拍岸的声音,一下一下的,像有人在远处敲一面巨大的鼓。
我想起海州林子里的那个晚上。那时候我以为自己是去赴死的。死在五万金兵的大营里,死在耿大哥帐前,死在王小乙身边。我觉得那个死法配得上我。可是我没死。那支箭擦着我的胸甲划过去了。我不是故意躲开的——但也不是完全没有躲。那一瞬间我的身体动了一下,只是动了一下,所以我还活着。
活着,然后坐在这间官舍里,听着长江的水声,批了三个月的公文。
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祖父说的“等”。如果是,我等得到头吗?
我翻身把被子拉到肩膀。先不想了。明天还有一堆公文要批。东村和西村的水利**还没调解完,赋税数目还差一个县没交齐,军仓修缮的批文递上去以后石沉大海,还得再写一封呈文催一催。
我把眼睛闭上了。江水在远处拍着岸,长江夜潮呜咽着来去,像是有人在哭,又像是有人在唱一首调子很长的歌。是那些留在淮水对岸的人唱的歌吗?我不知道。我听了一会儿,然后睡着了。
那是隆兴元年的冬天,我二十四岁,在江阴做签判。每天卯时起床批公文,散衙后沿着江堤走一圈,偶尔停下来看看江水。江水永远往东流,从上游来,到下游去,从来不停。我二十三岁那年闯进金营的时候也这样——带着五十个人,一直往前冲,从来没有回头。
可现在我已经学会了停下来。停下来,等**的调令,等一个打回去的机会。我会一直等下去。我不知道这一等,会是多久。
“不用,”我把包袱往椅子上一搁,“油灯在哪里?”
签判房里有油灯。我把灯点上,豆大的火苗跳了几下稳住了,在桌面上投出一个昏黄的圈。我把椅子拉过来,坐下,拿起最上面的一本文书翻开。字是工工整整的馆阁体,密密麻麻,写的是去年秋天一桩水利**——东村的田灌渠被西村的人堵了,两家打了半年,告到军衙,前任签判批了四个字:“责令调解”。然后就压在这儿了。
我又翻开一本。赋税数目对不上,少了一千三百斤稻米,没人查过。再翻一本,是前年冬天批下来的**度牒,需要地方核对僧籍,问了三个县,有两个没回文。再翻一本,军仓修缮的预算报了一年没批。
我一本文一本地翻下去。
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,赵汝愚又进来过一次,端了一碗热汤面放在桌上,说了句“大人保重身体”,就轻手轻脚地退了出去。
我把面吃了。汤是羊肉汤,放了不少姜丝,喝下去胃里暖乎乎的。吃完面继续看公文,看到亥时,油灯的油烧干了,灯芯噗地灭了。我从抽屉里找到半瓶灯油续上,把灯重新点着,继续看。
这一夜,我把积压了大半年的公文全部过了一遍。分门别类,能批的直接批了,不能批的写明缘由,该移交通判的单独归拢,该下县查办的写好批示。写到天快亮的时候,桌上那几摞半尺高的公文已经重新码好了,每一本上都贴着签条——红色是急办,蓝色是待查,**是移送。
窗户纸从黑变成灰,又变成白。公鸡在衙门外不知谁家的院子里打鸣了。我把最后一本文书合上,笔搁在笔架上。
手指僵了,掰开的时候骨节咯咯响了两声。站起来推开窗户。正月的冷风迎面灌进来,带着长江水的潮气。街上已经有人在走动,一个老妪挑着担子从衙门门口经过,担子上是刚摘下来的青菜,菜叶上还挂着露水。
我在窗前站了片刻,关窗,换上那件还没穿过的绿色官袍,洗了一把脸,推门出去。签押房外的廊道上已经有几个小吏在走动了,有人见我出来,慌慌张张地行礼——大概是没想到新来的签判天不亮就坐在签押房里了。
此后在江阴的日子,差不多都是这样过的。
每天卯时起床,先去签押房处理当天的公文,然后去军衙大堂听差,听完了回来继续批案牍。江阴军辖下三个县,户籍田亩赋税水利,大大小小的事都要签判经手。事情不难,但很杂。上午核对赋税数目,下午处理民间词讼,晚上草拟呈报上司的公文,一天很快就过去了。
我不是不会做这些事。祖父在世的时候教过我管账、判案、写公文,他说不管做什么官,这些最底下的功夫都要学会。我当时不明白,觉得这些都是文官的事,跟我没关系。现在才知道祖父早就替我想好了。
衙门里的同僚对我也很和气。除了赵汝愚,还有几个小官吏,见了面都客客气气地拱手,一口一个“辛大人”。他们大概是听说了海州的事——五十骑闯营的事不知怎的已经传到了江阴城里,有人添油加醋,说我一刀砍了七个金兵,又说我能徒手开弓,射出的箭能在半空中拐弯。我听了哭笑不得,也懒得纠正。
只有赵汝愚知道些实情。有一回散衙之后,他请我去他家里吃饭。他家在后街一个窄巷子里,三间瓦房,院子里晒着鱼干,散发着咸腥气。他老婆做了一桌子菜,有条清蒸鲈鱼,一盘炒笋丝,一碗腌笃鲜。
酒过三巡,他忽然问我:“辛大人,你在北方的时候,真的带过兵?”
我说带过。
“打过仗?”
“打过。”
他沉默了一会儿,低头看着自己的酒杯。酒杯里的酒很浅,映着桌上油灯的一点火光。他慢慢抬起头,有些犹疑地开口:“那你怎么……我是说……”
“怎么跑来江阴批公文了?”我替他把话说完了。
他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。
我端起酒杯喝了一口。酒是他家自酿的米酒,比临安驿馆边上那家酒馆的还要淡,喝起来像甜水。
“**让我来,我就来了。”我说。
赵汝愚没有再问。他是个聪明人,知道有些话不该追问。
那天晚上我在官舍里躺在床上睡不着,听着长江的风从窗外刮过去。江阴离长江太近了,夜里能听见江水拍岸的声音,一下一下的,像有人在远处敲一面巨大的鼓。
我想起海州林子里的那个晚上。那时候我以为自己是去赴死的。死在五万金兵的大营里,死在耿大哥帐前,死在王小乙身边。我觉得那个死法配得上我。可是我没死。那支箭擦着我的胸甲划过去了。我不是故意躲开的——但也不是完全没有躲。那一瞬间我的身体动了一下,只是动了一下,所以我还活着。
活着,然后坐在这间官舍里,听着长江的水声,批了三个月的公文。
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祖父说的“等”。如果是,我等得到头吗?
我翻身把被子拉到肩膀。先不想了。明天还有一堆公文要批。东村和西村的水利**还没调解完,赋税数目还差一个县没交齐,军仓修缮的批文递上去以后石沉大海,还得再写一封呈文催一催。
我把眼睛闭上了。江水在远处拍着岸,长江夜潮呜咽着来去,像是有人在哭,又像是有人在唱一首调子很长的歌。是那些留在淮水对岸的人唱的歌吗?我不知道。我听了一会儿,然后睡着了。
那是隆兴元年的冬天,我二十四岁,在江阴做签判。每天卯时起床批公文,散衙后沿着江堤走一圈,偶尔停下来看看江水。江水永远往东流,从上游来,到下游去,从来不停。我二十三岁那年闯进金营的时候也这样——带着五十个人,一直往前冲,从来没有回头。
可现在我已经学会了停下来。停下来,等**的调令,等一个打回去的机会。我会一直等下去。我不知道这一等,会是多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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