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章
知道。我下午一直在跑单。”
“评论区全在骂平台。”
她翻开笔记本。
“我想做一个深度报道,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,是整个外卖骑手被平台不公正对待的事。你愿意配合吗?”
“配合什么?”
“提供证据,接受采访,如果可能的话,帮我联系其他有类似遭遇的骑手。”
我想了想。
“我可以。但我有个条件。”
“说。”
“报道出来之前让我看一遍,别把我写成什么悲**物。我不惨,我只是被坑了。”
苏晴笑了一下。
“行。”
她开始问问题。
从什么时候开始跑外卖,一天跑多少单,收入多少,被投诉过几次,每次怎么处理的。
我一一回答。
问到最后,她突然说了一句。
“你不像普通骑手。”
“什么意思?”
“你说话有条理,逻辑清楚,而且你今天的做法——用喇叭喊,不骂人,只陈述事实,让围观者自己判断。这不是冲动,是策略。”
我没说话。
“你以前做什么的?”
我喝了口水。
“程序员。在飞驰平台干过。”
苏晴的笔停了。
“你在飞驰干过?”
“对。两年前。”
“为什么离开?”
“被开除了。”
“什么原因?”
我看着她。
“说我泄露公司机密。但实际上是我的主管偷了我写的代码,我发现了,他反咬一口。”
苏晴的眼睛亮了。
“你有证据吗?”
“有。但那是另一件事了。”
“不,这不是另一件事。”
她合上笔记本,身体前倾。
“你是飞驰的前员工,现在在飞驰当骑手,被飞驰的系统坑了。这个故事比我想象的大得多。”
我摇头。
“我不想把这两件事混在一起。今天的事是今天的事。”
“但它们本质上是同一件事——飞驰这家公司,对上欺负员工,对下欺负骑手。”
我沉默了。
她说得对。
飞驰的骑手投诉机制,就是我当年参与开发的那套系统。
我知道它的每一个漏洞。
我知道它为什么被设计成永远偏向客户。
因为这样可以降低客诉率,提高客户留存,让财报更好看。
至于骑手的损失?
在系统设计者眼里,那叫“可接受的运营成本”。
“苏晴,我可以帮你。”
“怎么帮?”
“我知道这套系统是怎么运作的。我知道它哪里有问题,为什么有问题,是谁决定让它这样运作的。”
苏晴盯着我看了五秒。
“你确定?这可能会得罪很多人。”
“我已经被开除了,还能怎样?”
“他们可能会告你。”
“让他们告。”
我把筷子放下。
“我在飞驰写了两年代码,亲手搭建了骑手管理系统的核心模块。后来我发现我的主管把我的代码署了他的名字去申请专利,我去找他理论,第二天就被开除了。”
“你主管叫什么?”
“赵国强。现在是飞驰技术部的副总监。”
苏晴把这个名字记下来。
“沈川,我觉得这个报道可以分两条线走。一条是骑手权益,一条是你个人的遭遇。两条线最后汇到一起——飞驰这家公司的系统性问题。”
“可以。但骑手那条线先走,我的事不急。”
“为什么?”
“因为骑手们每天都在被扣钱。我的事可以等,他们等不了。”
苏晴点了点头。
“那我们先收集骑手的案例。你能帮我联系多少人?”
“翠湖站有****骑手,我认识大半。其他站的我也能问问。”
“一周之内,你能给我找到十个以上有类似遭遇的骑手吗?”
“三天就够。”
第五章
第二天,我在骑手群里发了一条消息。
“有没有被客户恶意投诉过、平台不给申诉的兄弟?有个记者想做报道,需要真实案例。愿意说的私聊我。”
一个小时之内,收到了二十三条私信。
二十三个。
一个站四十多人,超过一半都被坑过。
我挨个聊,记下来。
老张,四十三岁,去年被投诉七次,其中五次是恶意的,累计被扣一千二。
李婷,二十四岁,单亲妈妈,上个月被投诉态度差,扣了一百五加三十分,她那个月少赚了两千。
小刘,十九岁,刚入行三个月,被投诉送错餐,实际上是商家出错,但平台让骑手承担,扣了三百。
每一个
“评论区全在骂平台。”
她翻开笔记本。
“我想做一个深度报道,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,是整个外卖骑手被平台不公正对待的事。你愿意配合吗?”
“配合什么?”
“提供证据,接受采访,如果可能的话,帮我联系其他有类似遭遇的骑手。”
我想了想。
“我可以。但我有个条件。”
“说。”
“报道出来之前让我看一遍,别把我写成什么悲**物。我不惨,我只是被坑了。”
苏晴笑了一下。
“行。”
她开始问问题。
从什么时候开始跑外卖,一天跑多少单,收入多少,被投诉过几次,每次怎么处理的。
我一一回答。
问到最后,她突然说了一句。
“你不像普通骑手。”
“什么意思?”
“你说话有条理,逻辑清楚,而且你今天的做法——用喇叭喊,不骂人,只陈述事实,让围观者自己判断。这不是冲动,是策略。”
我没说话。
“你以前做什么的?”
我喝了口水。
“程序员。在飞驰平台干过。”
苏晴的笔停了。
“你在飞驰干过?”
“对。两年前。”
“为什么离开?”
“被开除了。”
“什么原因?”
我看着她。
“说我泄露公司机密。但实际上是我的主管偷了我写的代码,我发现了,他反咬一口。”
苏晴的眼睛亮了。
“你有证据吗?”
“有。但那是另一件事了。”
“不,这不是另一件事。”
她合上笔记本,身体前倾。
“你是飞驰的前员工,现在在飞驰当骑手,被飞驰的系统坑了。这个故事比我想象的大得多。”
我摇头。
“我不想把这两件事混在一起。今天的事是今天的事。”
“但它们本质上是同一件事——飞驰这家公司,对上欺负员工,对下欺负骑手。”
我沉默了。
她说得对。
飞驰的骑手投诉机制,就是我当年参与开发的那套系统。
我知道它的每一个漏洞。
我知道它为什么被设计成永远偏向客户。
因为这样可以降低客诉率,提高客户留存,让财报更好看。
至于骑手的损失?
在系统设计者眼里,那叫“可接受的运营成本”。
“苏晴,我可以帮你。”
“怎么帮?”
“我知道这套系统是怎么运作的。我知道它哪里有问题,为什么有问题,是谁决定让它这样运作的。”
苏晴盯着我看了五秒。
“你确定?这可能会得罪很多人。”
“我已经被开除了,还能怎样?”
“他们可能会告你。”
“让他们告。”
我把筷子放下。
“我在飞驰写了两年代码,亲手搭建了骑手管理系统的核心模块。后来我发现我的主管把我的代码署了他的名字去申请专利,我去找他理论,第二天就被开除了。”
“你主管叫什么?”
“赵国强。现在是飞驰技术部的副总监。”
苏晴把这个名字记下来。
“沈川,我觉得这个报道可以分两条线走。一条是骑手权益,一条是你个人的遭遇。两条线最后汇到一起——飞驰这家公司的系统性问题。”
“可以。但骑手那条线先走,我的事不急。”
“为什么?”
“因为骑手们每天都在被扣钱。我的事可以等,他们等不了。”
苏晴点了点头。
“那我们先收集骑手的案例。你能帮我联系多少人?”
“翠湖站有****骑手,我认识大半。其他站的我也能问问。”
“一周之内,你能给我找到十个以上有类似遭遇的骑手吗?”
“三天就够。”
第五章
第二天,我在骑手群里发了一条消息。
“有没有被客户恶意投诉过、平台不给申诉的兄弟?有个记者想做报道,需要真实案例。愿意说的私聊我。”
一个小时之内,收到了二十三条私信。
二十三个。
一个站四十多人,超过一半都被坑过。
我挨个聊,记下来。
老张,四十三岁,去年被投诉七次,其中五次是恶意的,累计被扣一千二。
李婷,二十四岁,单亲妈妈,上个月被投诉态度差,扣了一百五加三十分,她那个月少赚了两千。
小刘,十九岁,刚入行三个月,被投诉送错餐,实际上是商家出错,但平台让骑手承担,扣了三百。
每一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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