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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重度脸盲,订婚前还把贺砚的父亲认成酒店经理。
他没笑,替我挡下满桌调侃,回家熬了三晚,画出一本贺家亲友脸谱册:姑姑爱浓茶,表叔耳后有痣,外婆戴玉镯。
他说:“认错也没事,我在。”
订婚宴前,他的青梅陶遥回国。贺砚被母亲叫去门口接人,把册子放进我手里:“先按座次敬茶,我很快回。婚后总要学着应酬。”
我照第三页喊:“李姨,茶。”
满桌静了。那是他姑姑。
下一杯,我又把外婆叫成了陶遥的母亲。
贺砚回来时,只替我向长辈赔笑:“念念脸盲,大家包涵。”
我翻开册子,三页头像和备注都被描过。
陶遥轻声笑:“我说她不会疑你给的东西吧?”
贺砚皱眉:“别闹过头。”
可他下一句是:“愿赌服输,后半场阿遥陪我认亲,你先歇着。”
我合上册子,对司仪说:“流程停一下,这家人,我不认了。”
……
宴会散场两个小时后,我还坐在酒店后巷的水泥台阶上。
敬给姑姑的茶,她没接。
外婆被我叫错后,当场摘下玉镯塞进包里,提前离席。走之前,她问贺砚的母亲:“这样的姑娘,你们真敢娶进门?”
那本被改过的脸谱册躺在我膝上。三张头像,三处称呼,墨水颜色都比原本深。
母亲赶来时,脚下差点踩空。
“怎么搞成这样?贺砚不是说一切他来安排吗?”
我把册子递给她。
“陶遥改了,他知道。”
母亲翻页的动作停住。
“他知道?”
“他们在打赌。赌我会不会怀疑他给我的东西。”
巷口的冷风卷过来,我攥着裙摆,手指一直在抖。
母亲这些年比我更信任贺砚。
我第一次参加贺家家宴时,连着认错三个人。贺砚握着我的手,从进门开始便低声提醒:“戴珍珠耳钉的是二姨,手里盘核桃的是舅舅。”
后来有人笑我,他把酒杯放下,说是他介绍得不够清楚。
回去的路上,他还停在便利店门口,一笔一画补全备注。
那时他对我说,结婚以后,无论多少人,他都会站在我身边。
母亲听完这些,才把我交给他。
如今,那个说会一直站在我身边的人,亲手把错误答案递给了我。
“妈,我要退婚。”
母亲没有劝。
她合上册子,扶我起来:“退。违约金也好,别人怎么说也好,妈陪你承担。”
回家后,我把婚礼策划文件从电脑里找出来。
场地、请柬、座次表、婚纱修改时间,每一项后面都有我做的标记。贺砚说他工作忙,这些事一直由我确认。
我把文件拖进“待取消”文件夹,手停在鼠标上很久。
夜里三点,我去厨房倒水。
母亲从卧室出来,我看着她的脸,脑子里一片空白。直到她开口喊我,我才认出她腕上的旧银镯。
压力让我的识别能力彻底失灵了。
母亲把我按回床上,转身给贺砚打电话。
“那本册子到底怎么回事?”
电话没开免提,我仍听见他不耐烦的声音。
“阿姨,就是个玩笑。她要是按我说的提前背熟座次表,光看位置也不会错。”
母亲气得声音发颤:“位置是活的,册子是你亲手交给她的!”
“我没想到阿遥会改那么多。”
“你听见她说赌输了,怎么没拦?”
那边安静两秒。
“我明天带念念挨家赔礼,事情就过去了。您别跟着她把矛盾闹大。”
电话被母亲挂断。
几分钟后,贺砚的信息发到我手机上。
早点睡。明天八点我来接你。挨个上门道歉就行了,别闹了。
我没有回复。
只把原定于明天确认的婚礼请柬,全部取消了印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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