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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叫陈砚，市局重案支队**，追“岭鬼”追了三年。

六名死者，六处现场，凶手只留下一张孩子涂的红人像。

死者互不相识，监控却从没拍到第二个人；队里要我结案，我却在第二现场发现一枚七岁孩子的血手印。

技术科说那是拖拽留下的巧合，可第七张画上，戴警徽的人被红线勒住了脖子。

……我在雪地里捡到那张画时，天已经黑透了。

纸是从松枝上刮下来的，边角结着冰。

画上没有山，没有路，只有一间黑色屋子，屋门前站着七个红色小人。

第八个小人被涂成一团，像被谁用指甲反复刮过。

卷宗里，连环***“岭鬼”每次作案后都会留下一幅孩童涂鸦。

红人像，黑山林，画纸背面有淡淡的消毒水味。

我把纸塞进证物袋，刚抬头，越野车的发动机在风雪里咳了两声，彻底熄火。

车载电台里全是沙沙杂音。

我试着呼叫支队，回应我的只有断续的电流声。

副驾驶上摊着最后一份卷宗，死者照片被风从车窗缝里掀起一角，照片里那张红人像正对着我，笑不像笑，哭不像哭。

手机没有信号。

前后山路都被雪压没了。

我沿着车灯照出的白道往上走了二十分钟，才看见孤岭旅店的招牌。

铁牌吊在檐下，风一吹，吱呀吱呀，像有人在楼上磨牙。

开门的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，瘦，背微驼，脸色像常年不见光。

他看见我身上的警徽，眼皮跳了一下。

“住店？”

他问。

“避雪。”

我说，“顺便借电话。”

他把门拉开半边，屋里热气夹着一股消毒水味扑出来。

大堂里坐着几个人。

刀疤男人靠着窗，指间转着一把折刀。

年轻女人低头擦眼镜。

老夫妻并排坐在火炉边，老**攥着丈夫的袖口。

角落里，一个女人抱着小女孩，女孩穿红毛衣，正趴在茶几上画画。

她抬头看我，眼睛黑得很静。

“叔叔，”她把蜡笔往掌心里藏了藏，“你也是来找鬼的吗？”

大堂安静了一瞬。

老板咳了一声：“小孩子乱说。”

我走过去，蹲在女孩面前。

她的画纸上，旅店被画成一只张开的嘴，门口站着一个戴**的男人。

帽檐下没有脸，只有一条红线。

“你叫什么？”

女人替她答：“稚稚。

她怕生。”

稚稚却伸手，轻轻点了点我胸前的警徽。

“你来晚了。”

她说。

我还没问她晚了什么，楼下忽然传来一声闷响。

老板脸色一沉，转身就往柜台后走。

我注意到他把一串钥匙塞进了袖子，钥匙上有一枚铜牌，刻着两个字：地下。

“地下室不能去。”

老板回头看了我一眼，“老房子，塌过。”

窗外雪越下越急，封住了来路，也封住了所有声音。

稚稚低下头继续画。

蜡笔在纸上划过，沙沙的。

我看见她刚添上的第九个小人，正站在门里，看着我们。

我把证物袋往衣兜深处按了按。

纸角隔着布料硌住掌心，冰凉一片。

隔了几层布，我仍觉得那九个小人贴着我的皮肤，一动不动地站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