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章
我叫林清轩,今年二十有三,在潭头镇住了七年。
这七年里,我学会的第一件事,是看雪。
潭头镇的雪和别处不一样。别处的雪是天上落下来的,落完了就完了;潭头镇的雪是从乌江里升起来的——江面结了冰,冰底下有水在流,水流带着寒气往上走,碰上冬天的空气,就凝成雪粒子,飘飘荡荡地落回镇子上。所以这里的雪下得绵,下得厚,一夜能盖三尺,第二天推开窗,整个镇子像被揉进了面粉里,模模糊糊的,分不清哪是屋顶哪是路。
七年前我倒在乌江边的时候,也是这么一个雪天。
那天的事我记得不太清了,只记得冷。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冷,像有无数根细针从皮肤底下往外扎。我趴在一块大青石上,半张脸埋在雪里,半张脸对着天,雪花一片一片落在我眼皮上,化了又落,落了又化。
后来许先生说,他那天是去江边看船。真理堂在江边有三艘旧船,年年冬天都要检查船底,怕冰把船板挤裂了。他走到江边,远远看见青石上趴着一团黑东西,以为是野狗,走近了才发现是个人。
“你那时候瘦得像根柴火棍,”许先生后来跟我说,“裹着一件分不出颜色的棉袄,棉袄上全是血——哦,不对,是雪,雪化了变成水,水渗进棉袄里,看着像是血。”
他说他用雪搓了我三个时辰。先搓手脚,再搓胸口,最后搓后背,把僵硬的皮肉搓出红印子,搓出血气,搓到我终于能张开嘴,从喉咙里挤出一句话。
那句话是:“江边的船呢?”
许先生后来说,他听见这句话的时候,就知道我不是本地人。潭头镇的人不会在快冻死的时候问船——潭头镇的人会问“火呢吃的呢我娘呢”,只有外地来的人,才会在生死关头惦记着船。
我在真理堂躺了七天。
那七天里,我高烧不退,迷迷糊糊地做梦。梦见乌江的水是黑的,黑得像墨,江面上漂着密密麻麻的纸船,每一艘都点着蜡烛,烛火在水面上摇摇晃晃,像一**漂着的星星。我站在岸边想捞一艘起来,手刚伸出去,水面就结了冰,冰面反射出我的脸——那是一张很年轻的脸,比我现在的样子年轻得多,眉眼还没长开,嘴角带着一道疤。
那道疤我至今还有,浅浅的,说话时扯动嘴角就会显出来。许先生说那是冻伤留下的,我不信,我觉得那是很久以前被什么东西划的,可我想不起来是什么时候的事,也想不起来在哪划的。
第七天傍晚,我退了烧。
许先生端着一碗粥进来,坐在床边看我喝完,然后把碗搁在床头柜上,问我:“你叫什么?”
我张了张嘴,发现嗓子哑得说不出话。
许先生等了一会儿,又问:“你从哪来?”
我还是说不出话。
许先生就叹了口气,站起来走到窗边,推开窗户。外面还在下雪,灰白的雪光涌进来,照得满屋亮堂堂的。他指着窗外说:“这里是潭头镇,乌江边上,往东走三天到县城,往西走五天到山里,往南过了江就是另一片天地——可江冬天会结冰,船走不了,人走不了,飞鸟也走不了。你既然到了这里,就安心住下,等春天来了,雪化了,你再想走的事。”
他顿了顿,回头看我:“不过我得先给你个名字,好让别人叫你。”
我躺在床上,看着窗外的雪光,嗓子疼得像吞了一把碎玻璃。
许先生想了想:“你倒在我江边的青石上,那块石头我管它叫清轩石,因为石头是青色的,形状像个轩台。要不,你就叫林清轩吧。”
就这样,我成了林清轩。
在潭头镇的头一年,我住在真理堂后院的柴房里。说是柴房,其实是个半地下室,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,冬暖夏凉,就是潮。墙根常年渗水,到了冬天就结成冰溜子,一排排挂在那里,像獠牙。
许先生让我给真理堂干活。真理堂是个奇怪的地方,说是堂,其实既不是寺庙也不是祠堂,就是一栋灰扑扑的水泥房子,镇上的人有事没事都爱来坐坐。有人来找许先生看病,有人来找许先生写信,有人来找许先生评理,还有人什么也不为,就坐在堂里烤火,等雪停。
我干的活很杂——劈柴、扫雪、烧炉子、替许先生跑腿送信。真理堂离码头近,时不时有船靠岸,卸下一些铁皮箱子,沉甸甸的,不知道装的什么。许先生让我把箱子搬进后院的地窖里,码整齐,盖好油布,别让人看见。
我从来不问箱子里是什么。那会儿我刚活过来,话都说不利索,更没有力气去问多余的问题。只知道许先生让我搬我就搬,让我送信我就送信,让我闭嘴我就闭嘴。
真正开始学东西,是第二年冬天。
那天雪特别大,大到码头停了工,江面封了冻,连鸟都飞不进来。真理堂里只有我和许先生两个人,他坐在炉子边烤红薯,我蹲在门口用雪擦一双旧靴子——那是许先生给我的,皮子硬得像铁,得用雪搓软了才能穿。
许先生忽然开口:“林清轩,你知不知道潭头镇为什么叫潭头镇?”
我摇摇头。
“因为乌江在这里拐了个弯,拐弯的地方水深,形成一个深潭。潭的东边是镇子,潭的西边是山,镇子靠着潭水吃饭,所以叫潭头镇。”他掰开一个红薯,热气腾腾地冒出来,“可深潭底下有东西。”
我停下擦靴子的手。
“三十年前,潭头镇发过一次大水。乌江的冰在春天崩了,冰凌堵在拐弯的地方,水漫上来,淹了半个镇子。水退了以后,人们在潭底发现了几艘沉船,船上装着铁皮箱子——和你搬进地窖的那种一模一样。”
他把一半红薯递给我,我接过,烫得在两只手之间倒来倒去。
“从那时候起,镇上就有人开始半夜往江边跑。有人说是捞东西,有人说是捞人,有人说是在底下建了个水下的镇子,和上面的一模一样。”许先生笑了笑,咬了一口红薯,“都是胡扯。可胡扯的东西传久了,就有人信。信的人多了,就成了规矩。”
“什么规矩?”我问。那是我到潭头镇以后说的第一句完整的话,嗓子还是哑的,声音像砂纸磨过木头。
许先生看了我一眼,目光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:“规矩就是——冬天的时候,别往江边去。”
“可你那天去江边看船,才捡到了我。”
“所以我破了规矩。”许先生把红薯皮丢进炉子里,火苗猛地蹿了一下,“破了规矩,就得担后果。”
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,盯着天花板渗下来的水珠,一滴一滴,落在青砖地上,发出若有若无的声响。我想起许先生说的“后果”,想起我醒来时棉袄上那些分不清是雪水还是血水的痕迹,想起我在高烧中梦见的那片漂着纸船的黑色乌江。
然后我忽然意识到一件事——我从来没有问过许先生,我棉袄上的血,到底是不是雪水。
第三年,我开始跟许先生学认字。
不是用书本学。真理堂里没有书,许先生说书太沉,带着不方便,真正的字都在纸上,一张一张的,写完了就烧,烧完了再写。他教我写字的纸是那种很薄的宣纸,透光,写的时候要垫一块木板在底下,不然墨会洇穿。
他教我的第一个字是“雪”。
“你倒下来的那天,满世界都是雪,”他用毛笔蘸了墨,在纸上写了一个端正的楷书,“所以你得先学会这个字。”
我照着写,手抖得厉害,笔画歪歪扭扭,像被风吹乱的树枝。
许先生看了一眼,没说什么,又在旁边写了一个字——“江”。
“潭头镇靠着乌江活着,所以第二个字是江。”
我继续写,手还是抖。
许先生放下笔,看着我说:“林清轩,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取这个名字吗?”
我摇头。
“清轩石是江边的一块石头,水涨的时候淹在水底下,水退的时候露出来。不管水涨水退,它都在那里。”他顿了顿,“我要你像那块石头一样——沉得住气,站得稳脚。潭头镇这地方,站不稳的人,都被雪埋了。”
他这话说得轻描淡写,我却听出了一股寒意。不是从窗户缝里钻进来的那种冷,是从他话音里渗出来的、像冰锥一样的东西。
那年冬天,我第一次在夜里去了江边。
是许先生让我去的。他说真理堂后院地窖里的铁皮箱子满了,得搬几箱到船上,船在江边等着。他没说是什么船,也没说船要往哪去,只让我带上阿九,两个人悄悄搬,别点灯,别出声。
阿九是镇上的人,比我**岁,爹妈早没了,从小在码头混,对江边比对自己家还熟。我们俩摸着黑,一人扛一只箱子,从地窖走到江边,一路踩在雪上,脚步被雪吸得干干净净。
江边果然停着一艘船,船身漆黑,没有点灯,和夜色融在一起。船上下来两个人,也不说话,接过箱子就搬上船,搬完了朝我们点点头,船就悄无声息地离了岸,滑进江面的黑暗里。
我站在岸边,看着船影越来越小,最后被雪幕吞没。江面上覆着厚厚的冰,可船走的是一条窄窄的水道——有人提前把冰凿开了,水道蜿蜒着伸向江心,像一条在雪地里喘息的黑色舌头。
“轩哥,回去了。”阿九扯扯我的袖子。
我转身往回走,走了几步又停下来,回头看了一眼那条水道。
水道的尽头,乌江的深潭方向,隐隐约约有一点光。很淡,像是水下有人点了蜡烛,烛光透过冰层和雪层,朦朦胧胧地浮上来。
我盯着那点光看了很久,直到阿九又催了一遍,才转过头继续走。
那天晚上,我又梦见纸船了。密密麻麻的纸船漂在黑色的江面上,每艘都点着蜡烛,烛火在水面上摇摇晃晃。这一次我没有站在岸上——我站在一艘船里,手里握着一支毛笔,笔尖蘸着墨,墨汁一滴一滴落在船板上,洇开成小小的黑色圆斑。
船头的蜡烛被风吹得忽明忽灭,我看见烛火里映出一个人影,影子的脸很模糊,可嘴角有一道疤——和我嘴角那道一模一样。
我低头看自己手里的笔,笔杆上刻着三个字。
字很小,小到我凑近了才看清——
“林清轩”。
我从梦里惊醒,发现天已经亮了。雪停了,阳光从窗户缝里挤进来,在地板上画出一道金色的线。
真理堂外面有人在喊我:“林清轩!林清轩!许先生让你去码头!”
我起身穿鞋,推开门,冷风灌进来,吹得我打了个哆嗦。院子里积了半人高的雪,阿九正拿着铁锹铲出一条路来,看见我就笑:“轩哥,你脸上有墨印子。”
我抬手一摸,果然,右脸颊上蹭了一块墨,干巴巴的,不知道什么时候弄上去的。
我用雪搓了搓脸,冰凉的雪沫沾在皮肤上,很快化开,流进领口里。阿九在旁边等着,等我搓完了,递给我一件棉袄——是许先生的,大了两号,袖子得卷三折才能露出手。
“许先生说,今天码头来了一批货,让你去接一下。”阿九把铁锹往雪里一插,“还说,让你顺便去看看江边的青石——清轩石,他说那块石头底下可能压着东西。”
我系好棉袄的扣子,跟着阿九往码头走。雪踩在脚下嘎吱嘎吱响,镇上的屋顶都戴着厚厚的白**,炊烟从烟囱里升起来,被冷空气压得低低的,贴着屋脊慢慢散开。
走到江边的时候,我远远看见了那块青石。
它还在那里,半截埋在雪里,半截露在外面,被风吹得光溜溜的。石头上干干净净,什么都没有。
我走过去,蹲下身,伸手扒开石头底下的积雪。
雪底下,压着一封信。
信封是**的,没有署名,没有地址,封口用火漆封着,火漆上印着一个符号——三条波浪线,像水纹,又像——
像乌江在拐弯的地方,卷出的那个深潭。
我把信揣进怀里,站起来,望向江面。冰还是封着的,雪又慢慢开始落了,细细的盐粒似的,落在冰面上,落在那条已经被冻住的水道上,落在我七年前趴过的那块青石上。
身后,真理堂的鸽子扑棱棱飞起来,绕着灰白的天空转了一圈,然后齐齐朝着江对岸飞去。
我看着它们飞远,忽然想起许先生说的那句话——
“破了规矩,就得担后果。”
我叫林清轩。
我住在潭头镇。
我在冬天醒来,也在冬天接住了第一封信。
而乌江的雪,才刚刚开始下。
这七年里,我学会的第一件事,是看雪。
潭头镇的雪和别处不一样。别处的雪是天上落下来的,落完了就完了;潭头镇的雪是从乌江里升起来的——江面结了冰,冰底下有水在流,水流带着寒气往上走,碰上冬天的空气,就凝成雪粒子,飘飘荡荡地落回镇子上。所以这里的雪下得绵,下得厚,一夜能盖三尺,第二天推开窗,整个镇子像被揉进了面粉里,模模糊糊的,分不清哪是屋顶哪是路。
七年前我倒在乌江边的时候,也是这么一个雪天。
那天的事我记得不太清了,只记得冷。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冷,像有无数根细针从皮肤底下往外扎。我趴在一块大青石上,半张脸埋在雪里,半张脸对着天,雪花一片一片落在我眼皮上,化了又落,落了又化。
后来许先生说,他那天是去江边看船。真理堂在江边有三艘旧船,年年冬天都要检查船底,怕冰把船板挤裂了。他走到江边,远远看见青石上趴着一团黑东西,以为是野狗,走近了才发现是个人。
“你那时候瘦得像根柴火棍,”许先生后来跟我说,“裹着一件分不出颜色的棉袄,棉袄上全是血——哦,不对,是雪,雪化了变成水,水渗进棉袄里,看着像是血。”
他说他用雪搓了我三个时辰。先搓手脚,再搓胸口,最后搓后背,把僵硬的皮肉搓出红印子,搓出血气,搓到我终于能张开嘴,从喉咙里挤出一句话。
那句话是:“江边的船呢?”
许先生后来说,他听见这句话的时候,就知道我不是本地人。潭头镇的人不会在快冻死的时候问船——潭头镇的人会问“火呢吃的呢我娘呢”,只有外地来的人,才会在生死关头惦记着船。
我在真理堂躺了七天。
那七天里,我高烧不退,迷迷糊糊地做梦。梦见乌江的水是黑的,黑得像墨,江面上漂着密密麻麻的纸船,每一艘都点着蜡烛,烛火在水面上摇摇晃晃,像一**漂着的星星。我站在岸边想捞一艘起来,手刚伸出去,水面就结了冰,冰面反射出我的脸——那是一张很年轻的脸,比我现在的样子年轻得多,眉眼还没长开,嘴角带着一道疤。
那道疤我至今还有,浅浅的,说话时扯动嘴角就会显出来。许先生说那是冻伤留下的,我不信,我觉得那是很久以前被什么东西划的,可我想不起来是什么时候的事,也想不起来在哪划的。
第七天傍晚,我退了烧。
许先生端着一碗粥进来,坐在床边看我喝完,然后把碗搁在床头柜上,问我:“你叫什么?”
我张了张嘴,发现嗓子哑得说不出话。
许先生等了一会儿,又问:“你从哪来?”
我还是说不出话。
许先生就叹了口气,站起来走到窗边,推开窗户。外面还在下雪,灰白的雪光涌进来,照得满屋亮堂堂的。他指着窗外说:“这里是潭头镇,乌江边上,往东走三天到县城,往西走五天到山里,往南过了江就是另一片天地——可江冬天会结冰,船走不了,人走不了,飞鸟也走不了。你既然到了这里,就安心住下,等春天来了,雪化了,你再想走的事。”
他顿了顿,回头看我:“不过我得先给你个名字,好让别人叫你。”
我躺在床上,看着窗外的雪光,嗓子疼得像吞了一把碎玻璃。
许先生想了想:“你倒在我江边的青石上,那块石头我管它叫清轩石,因为石头是青色的,形状像个轩台。要不,你就叫林清轩吧。”
就这样,我成了林清轩。
在潭头镇的头一年,我住在真理堂后院的柴房里。说是柴房,其实是个半地下室,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,冬暖夏凉,就是潮。墙根常年渗水,到了冬天就结成冰溜子,一排排挂在那里,像獠牙。
许先生让我给真理堂干活。真理堂是个奇怪的地方,说是堂,其实既不是寺庙也不是祠堂,就是一栋灰扑扑的水泥房子,镇上的人有事没事都爱来坐坐。有人来找许先生看病,有人来找许先生写信,有人来找许先生评理,还有人什么也不为,就坐在堂里烤火,等雪停。
我干的活很杂——劈柴、扫雪、烧炉子、替许先生跑腿送信。真理堂离码头近,时不时有船靠岸,卸下一些铁皮箱子,沉甸甸的,不知道装的什么。许先生让我把箱子搬进后院的地窖里,码整齐,盖好油布,别让人看见。
我从来不问箱子里是什么。那会儿我刚活过来,话都说不利索,更没有力气去问多余的问题。只知道许先生让我搬我就搬,让我送信我就送信,让我闭嘴我就闭嘴。
真正开始学东西,是第二年冬天。
那天雪特别大,大到码头停了工,江面封了冻,连鸟都飞不进来。真理堂里只有我和许先生两个人,他坐在炉子边烤红薯,我蹲在门口用雪擦一双旧靴子——那是许先生给我的,皮子硬得像铁,得用雪搓软了才能穿。
许先生忽然开口:“林清轩,你知不知道潭头镇为什么叫潭头镇?”
我摇摇头。
“因为乌江在这里拐了个弯,拐弯的地方水深,形成一个深潭。潭的东边是镇子,潭的西边是山,镇子靠着潭水吃饭,所以叫潭头镇。”他掰开一个红薯,热气腾腾地冒出来,“可深潭底下有东西。”
我停下擦靴子的手。
“三十年前,潭头镇发过一次大水。乌江的冰在春天崩了,冰凌堵在拐弯的地方,水漫上来,淹了半个镇子。水退了以后,人们在潭底发现了几艘沉船,船上装着铁皮箱子——和你搬进地窖的那种一模一样。”
他把一半红薯递给我,我接过,烫得在两只手之间倒来倒去。
“从那时候起,镇上就有人开始半夜往江边跑。有人说是捞东西,有人说是捞人,有人说是在底下建了个水下的镇子,和上面的一模一样。”许先生笑了笑,咬了一口红薯,“都是胡扯。可胡扯的东西传久了,就有人信。信的人多了,就成了规矩。”
“什么规矩?”我问。那是我到潭头镇以后说的第一句完整的话,嗓子还是哑的,声音像砂纸磨过木头。
许先生看了我一眼,目光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:“规矩就是——冬天的时候,别往江边去。”
“可你那天去江边看船,才捡到了我。”
“所以我破了规矩。”许先生把红薯皮丢进炉子里,火苗猛地蹿了一下,“破了规矩,就得担后果。”
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,盯着天花板渗下来的水珠,一滴一滴,落在青砖地上,发出若有若无的声响。我想起许先生说的“后果”,想起我醒来时棉袄上那些分不清是雪水还是血水的痕迹,想起我在高烧中梦见的那片漂着纸船的黑色乌江。
然后我忽然意识到一件事——我从来没有问过许先生,我棉袄上的血,到底是不是雪水。
第三年,我开始跟许先生学认字。
不是用书本学。真理堂里没有书,许先生说书太沉,带着不方便,真正的字都在纸上,一张一张的,写完了就烧,烧完了再写。他教我写字的纸是那种很薄的宣纸,透光,写的时候要垫一块木板在底下,不然墨会洇穿。
他教我的第一个字是“雪”。
“你倒下来的那天,满世界都是雪,”他用毛笔蘸了墨,在纸上写了一个端正的楷书,“所以你得先学会这个字。”
我照着写,手抖得厉害,笔画歪歪扭扭,像被风吹乱的树枝。
许先生看了一眼,没说什么,又在旁边写了一个字——“江”。
“潭头镇靠着乌江活着,所以第二个字是江。”
我继续写,手还是抖。
许先生放下笔,看着我说:“林清轩,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取这个名字吗?”
我摇头。
“清轩石是江边的一块石头,水涨的时候淹在水底下,水退的时候露出来。不管水涨水退,它都在那里。”他顿了顿,“我要你像那块石头一样——沉得住气,站得稳脚。潭头镇这地方,站不稳的人,都被雪埋了。”
他这话说得轻描淡写,我却听出了一股寒意。不是从窗户缝里钻进来的那种冷,是从他话音里渗出来的、像冰锥一样的东西。
那年冬天,我第一次在夜里去了江边。
是许先生让我去的。他说真理堂后院地窖里的铁皮箱子满了,得搬几箱到船上,船在江边等着。他没说是什么船,也没说船要往哪去,只让我带上阿九,两个人悄悄搬,别点灯,别出声。
阿九是镇上的人,比我**岁,爹妈早没了,从小在码头混,对江边比对自己家还熟。我们俩摸着黑,一人扛一只箱子,从地窖走到江边,一路踩在雪上,脚步被雪吸得干干净净。
江边果然停着一艘船,船身漆黑,没有点灯,和夜色融在一起。船上下来两个人,也不说话,接过箱子就搬上船,搬完了朝我们点点头,船就悄无声息地离了岸,滑进江面的黑暗里。
我站在岸边,看着船影越来越小,最后被雪幕吞没。江面上覆着厚厚的冰,可船走的是一条窄窄的水道——有人提前把冰凿开了,水道蜿蜒着伸向江心,像一条在雪地里喘息的黑色舌头。
“轩哥,回去了。”阿九扯扯我的袖子。
我转身往回走,走了几步又停下来,回头看了一眼那条水道。
水道的尽头,乌江的深潭方向,隐隐约约有一点光。很淡,像是水下有人点了蜡烛,烛光透过冰层和雪层,朦朦胧胧地浮上来。
我盯着那点光看了很久,直到阿九又催了一遍,才转过头继续走。
那天晚上,我又梦见纸船了。密密麻麻的纸船漂在黑色的江面上,每艘都点着蜡烛,烛火在水面上摇摇晃晃。这一次我没有站在岸上——我站在一艘船里,手里握着一支毛笔,笔尖蘸着墨,墨汁一滴一滴落在船板上,洇开成小小的黑色圆斑。
船头的蜡烛被风吹得忽明忽灭,我看见烛火里映出一个人影,影子的脸很模糊,可嘴角有一道疤——和我嘴角那道一模一样。
我低头看自己手里的笔,笔杆上刻着三个字。
字很小,小到我凑近了才看清——
“林清轩”。
我从梦里惊醒,发现天已经亮了。雪停了,阳光从窗户缝里挤进来,在地板上画出一道金色的线。
真理堂外面有人在喊我:“林清轩!林清轩!许先生让你去码头!”
我起身穿鞋,推开门,冷风灌进来,吹得我打了个哆嗦。院子里积了半人高的雪,阿九正拿着铁锹铲出一条路来,看见我就笑:“轩哥,你脸上有墨印子。”
我抬手一摸,果然,右脸颊上蹭了一块墨,干巴巴的,不知道什么时候弄上去的。
我用雪搓了搓脸,冰凉的雪沫沾在皮肤上,很快化开,流进领口里。阿九在旁边等着,等我搓完了,递给我一件棉袄——是许先生的,大了两号,袖子得卷三折才能露出手。
“许先生说,今天码头来了一批货,让你去接一下。”阿九把铁锹往雪里一插,“还说,让你顺便去看看江边的青石——清轩石,他说那块石头底下可能压着东西。”
我系好棉袄的扣子,跟着阿九往码头走。雪踩在脚下嘎吱嘎吱响,镇上的屋顶都戴着厚厚的白**,炊烟从烟囱里升起来,被冷空气压得低低的,贴着屋脊慢慢散开。
走到江边的时候,我远远看见了那块青石。
它还在那里,半截埋在雪里,半截露在外面,被风吹得光溜溜的。石头上干干净净,什么都没有。
我走过去,蹲下身,伸手扒开石头底下的积雪。
雪底下,压着一封信。
信封是**的,没有署名,没有地址,封口用火漆封着,火漆上印着一个符号——三条波浪线,像水纹,又像——
像乌江在拐弯的地方,卷出的那个深潭。
我把信揣进怀里,站起来,望向江面。冰还是封着的,雪又慢慢开始落了,细细的盐粒似的,落在冰面上,落在那条已经被冻住的水道上,落在我七年前趴过的那块青石上。
身后,真理堂的鸽子扑棱棱飞起来,绕着灰白的天空转了一圈,然后齐齐朝着江对岸飞去。
我看着它们飞远,忽然想起许先生说的那句话——
“破了规矩,就得担后果。”
我叫林清轩。
我住在潭头镇。
我在冬天醒来,也在冬天接住了第一封信。
而乌江的雪,才刚刚开始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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