停在3点17分

我叫陶国平，在老街开钟表铺。铺子里到处是钟。墙上挂的，柜上摆的，抽屉里塞的，窗台上码的。德国的瑞士的老上海的，我都修。门口还摆着一只老座钟，柚木壳子，铜摆锤，走了一百年还准。每一只修好的钟，时间都停在3:17。你进来问几点，3:17。不管什么时候来。
3月17号下午三点十七分，我接到电话说陶燕从阳台掉下去了。我对着话筒愣了三秒，那边又报了一遍时间：3:17。我认准了，3:17就是案发时间。钟停在那，现场就还在。
我女儿陶燕，十岁，从五楼阳台掉下去。我在对街买螺丝，有人喊我接电话——街角公用电话打来的，跑回去，墙上那面挂钟停了——后来我跟自己说那是停电了。我把挂钟摘了，红布裹上，搁在工作台最里面，再没打开过。
陶燕怕高。她从来不靠近阳台，每次路过都贴着墙根走。我跟警方说了，他们说小孩子好奇很正常。我说她不好奇，她怕。没人信我。现场勘查没有外力痕迹，老楼没监控。定性为意外。我签了字。
从那以后每修一只钟，我在3:17停住它。几十只钟，全停在3:17。满屋子的钟没有一只在走，3:17就被焊死在这里。
我靠修钟活着。也靠3:17活着。
亢婶来取钟，她上礼拜送来的那面小方钟，修好了，停在3:17。她拿钟的时候扫了一眼铺子，嘴巴抿了一下，没说话。我找零钱给她，她接过去，走了。
隔壁五金店的刁满仓从门口经过，习惯性探头喊了一声老陶，我嗯了一下，没接话，他就走了。
下午，门推开了。
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，黑裙子，手里攥着一只旧怀表。表壳磨得发白，铜边长了绿锈。她进门的时候扫了一眼满墙停着的钟，目光在那些指针上停了一下——全是3:17。
我接过来。手指碰到表壳，凉的。翻开表盖——
内侧刻着两个字。陶燕。
我握表的手紧了一下。又松开。呼吸卡了一拍。
那两个字刻得浅，笔画歪，"燕"字的四点底最后一笔拖长了。陶燕用铅笔写了自己的名字让刻字摊照着刻，刻字的人手不稳，最后一笔跟着拖了——跟她在作业本上写的一模一样。
"哪儿来的？"我说。
“我父亲的遗物。他三年前走的。”
“他叫什么？”
“邬德厚。”
邬德厚。我在脑子里翻了一圈，这个名字在我记忆里的某个角落——我翻找了一下，没翻出来。
"这种型号修起来有些复杂。"我说，“修好了我打给你。留个电话。”
她写了电话，点头，走了。
门关上。
铺子里又只剩我和几十只全停在3:17的钟。
我把怀表放在工作台上，表盖敞着，"陶燕"两个字朝上。
邬德厚？我又翻了一遍。翻到了。
六楼。楼上住户。
我搬走二十年了。但邬德厚住在楼上这件事，现在想起来了。
陶燕出事那天，我去敲门，没人开。警方也敲了，也没人开。登记的是"外出，未取得联系"。
但邬德厚在家。他一定在家。六楼阳台正对着五楼阳台，一个人从五楼掉下去，六楼应该听得到。
他不开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