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章

1997 年 7 月 1 号的早晨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。。是风雨骤停后，世界突然被掀开蒙布的那种亮——刺眼，生硬，带着劫后余生的茫然。，发现自己趴在修表铺的工作台上。应急灯的电池耗尽了，最后一缕惨白的光在黎明前熄灭。他动了动僵硬的脖子，听见颈椎发出轻微的“咔”声。。不是真的风，是风过之后的痕迹——墙角有滩水渍，橱窗玻璃上斜着道泥印，像谁用脏手指抹了一下。空气里有股复杂的味道：机油的铁锈味、木头受潮的霉味、还有从门缝渗进来的、外面街道上飘来的腥气。。深水埗每次水浸后都这样。，腿麻了，扶着柜台缓了一会儿。玻璃柜台下层的绒布上，手表和怀表还静静地躺着。他下意识地数了数：十七只。比昨天少了一只——陈伯那块修好的怀表，昨晚被父亲带走去交货了。。他脑子里又冒出这两个字。，正在慢慢醒来。。吕柏谚透过橱窗看出去，福婶已经在她那间板间房门口扫地了。水退后留下厚厚的淤泥，她扫得很吃力，佝偻的背几乎折成直角。扫几下，就要直起身喘口气，捶捶腰。。刺耳，生涩，像金属在尖叫。对面“李记茶餐厅”的绿色卷闸门正一寸寸往上爬。李玉斌的父亲李叔站在门下，双手用力往上推，手臂上的肌肉绷出清晰的线条。门开到一半，李叔侧身钻了进去。，茶餐厅的烟囱冒出了白烟。不是平时煮早餐那种细软的炊烟，是湿木头在炉灶里挣扎着燃烧时冒出的、带着灰烬的浓烟。烟柱笔直地升上去，在铅灰色的天空里，显得格外孤单。。铜铃响了，声音在空荡荡的街上显得特别清脆。。，但留下了证据——墙面上有一道清晰的水线，齐到他大腿那么高。水线以下是深色的泥渍，上面是原本斑驳的墙面。街道上到处是垃圾：折断的树枝、破烂的塑料盆、一只红色的塑料拖鞋卡在排水沟的铁栅上。有辆自行车斜靠在电线杆旁，前轮扭曲成奇怪的形状，像是被什么重物碾过。。还混着别的——馊掉的食物、柴油、还有若有若无的、属于废墟的气味。
“阿谚！”
李玉斌从茶餐厅里跑出来。他没穿校服，换了件洗得发白的旧T恤，上面印着模糊的**图案。手里端着个铝锅，锅沿冒着热气。
“粥。”他把锅放在修表铺门口一张还没被冲走的小木凳上，“我爸熬的，说大家暖暖胃。”
吕柏谚掀开锅盖。是白粥，很稀，但米粒熬开了花，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的粥油。热气扑到脸上，带着米最朴素的甜香。他从柜台里拿出两个碗——平时泡面用的，边缘有缺口，但洗得很干净。
“**呢？”李玉斌一边盛粥一边问。
“去交货了。”吕柏谚接过碗，粥很烫，他吹了吹，“陈伯的表。”
“那铺租……”
“能抵三个月。”
李玉斌哦了一声，没再往下问。他蹲在门槛上喝粥，喝得很急，烫得直吸气。晨光落在他侧脸上，能看见细小的绒毛。十二岁的男孩，下巴还是光滑的，但喉结已经隐约有了点形状。
街上的人渐渐多起来。
卫欣悦和她母亲从琴行出来，抬着一架被水泡过的电子琴。琴键应该进了水，卫欣悦按了几下，发出的声音是闷的、走调的。她母亲——那个总是梳着整齐发髻的卫太——此刻头发散乱，蹲下来用布擦拭琴身，动作很轻，像在**受伤的动物。
闻忠一和他父亲在抢救报摊。那些报纸和杂志用塑料布盖着，但水还是渗进去了。闻父一本一本地摊开湿透的书页，动作近乎虔诚。闻忠一在旁边帮忙，他手指很小心地捻开黏在一起的纸页，但有些墨迹已经晕开，字融成了一团团的蓝黑色污渍。
“完了……”闻忠一低声说，“1967年的《明报》副刊……”
他父亲没说话，只是继续摊开下一本。那个总是挺直的背，此刻弯得很深。
封雨晴从巷子深处走出来。她还是穿着那件过大的男式雨衣，手里拎着个编织袋，袋子沉甸甸的。走到福婶门口时，她从袋子里掏出个铁皮饼干盒，递给福婶。福婶打开，里面是些泡烂的饼干，还有几张湿透但叠得整齐的纸币。福婶握着封雨晴的手，说了句什么，封雨晴摇摇头，转身走了。
经过修表铺时，她脚步顿了一下，目光和吕柏谚对上。很短暂的一瞥，然后她又低下头，匆匆走过去了。
“阿晴昨晚在福婶屋里找了半夜。”李玉斌小声说，“找福婶攒的棺材本。水太急，盒子冲走了，她在淤泥里刨出来的。”
吕柏谚看着封雨晴瘦小的背影消失在街角。她走路时肩膀有点歪，像是常年背太重的东西。
瞿硕是最后一个出现的。
他换了身衣服，但依然很整齐——浅蓝色的 Polo 衫，卡其裤，头发甚至梳过。只是眼睛下有淡淡的青黑，手里提着那个医药箱。他径直走向闻家的报摊，蹲下来看了看那些湿透的报纸，然后从医药箱里拿出个喷雾瓶。
“试试这个。”他对闻父说，“酒精和**的混合液，稀释过的，能防止纸张黏连霉变。我父亲处理案卷时用的。”
闻父接过喷雾瓶，手有些抖：“谢谢……谢谢瞿律师……”
“叫我阿硕就行。”瞿硕站起来，又走向卫家的琴行。他在那架电子琴前蹲下，仔细看了看进水的接口，然后摇头：“这个要送修。但可以先拆开，用吹风机低温吹干电路板——不能高温，会融。”
卫太像抓住救命稻草：“你会拆？”
“学过一点基础电路。”瞿硕说得很平淡，但已经开始从医药箱里拿出螺丝刀——那箱子像个百宝囊，什么都有。
吕柏谚看着瞿硕在街道上走动，像一个年轻的医生在巡诊。经过每家每户，他都会停下来，问一句“需要帮忙吗”，然后给出具体的、可行的建议。李叔茶餐厅的冰柜进了水，他说“先别通电，拆开后面板晾干，至少三天”；五金店张伯的货架倒了，他说“用三角铁加固四个角落，受力更均匀”。
赵建雄是跟着冲锋艇一起来的。
艇是警用的小型冲锋艇，艇身有蓝白条纹
是闻忠一的父亲先打破了寂静。
老人慢慢地、很费力地站了起来。他手里还捏着那张湿透的1967年的报纸，纸张的边缘往下滴着浑浊的水。他面朝着维港的方向——其实从深水埗根本看不见维港，只能看见被水浸过的旧楼，和楼与楼之间一小条灰白色的天空。
但他站得很直。然后，他抬起右手，敬了一个礼。
不是军礼，也不是警礼。就是一个很简单的、手掌贴在太阳穴旁边的姿势。他的手臂在微微发抖，不知道是因为累，还是因为别的。
闻忠一看了一眼父亲，也跟着站了起来。他没敬礼，只是站着，看着同一个方向。
接着是赵建雄的父亲。老**站在冲锋艇上，把**摘了下来，夹在手臂下面。赵建雄看了看父亲，也摘下了自己的学员帽。
一个，两个，三个。
福婶放下了扫帚。李叔从茶餐厅里走出来，在围裙上擦了擦手。卫太把电子琴的电源线轻轻卷好。五金店的张伯，药房的陈婶，菜摊的阿婆……整条北河街上，能站起来的人，都站了起来。
没有人说话。只有远处的音乐还在飘，断断续续的，被风吹得一会儿清晰一会儿模糊。
吕柏谚也站起来了。他站在修表铺的门槛上，手心有点出汗。他不知道自己该看哪里，最后目光落在对面茶餐厅的招牌上——“李记”两个红色大字，被雨水冲刷得格外鲜艳。
李玉斌站在他旁边，肩膀挨着他的肩膀。吕柏谚能感觉到对方身体传来的温度，还有很轻的、克制的呼吸声。
音乐声停了。
最后几个音符消散在空气里，像盐溶进水里，看不见了，但你知道它在。
然后，生活又回来了。
福婶重新拿起扫帚。李叔转身回了茶餐厅，很快里面传来剁肉的笃笃声——他在准备午市的豉油鸡。卫太和卫欣悦开始把那架电子琴往店里抬。闻父小心地把湿报纸摊在阳光下，一张，又一张。
冲锋艇的引擎重新发动，突突地响，朝着下一条街开去。
“阿谚。”李玉斌碰了碰他的胳膊，“你过来看。”
吕柏谚跟着他走到茶餐厅门口。李叔在柜台后面记账，算盘珠子打得噼啪响。柜台旁边的墙上，挂着一个崭新的日历。红色的大字：“1997年7月1日，星期二”。
李叔抬起头，看见两个孩子，笑了笑。他脸上有很深的疲倦，但眼睛是亮的。他从柜台下面拿出个东西，递过来。
是两个红包。很普通的红封套，上面印着金色的“吉祥如意”。
“一人一个。”李叔说，“新日子，讨个好意头。”
吕柏谚接过红包。很薄，捏了捏，里面应该是一张纸钞。二十块，或者五十块。他知道这钱对现在的**来说也不容易——茶餐厅的冰柜坏了，食材泡了水，今天根本做不了生意。
“谢谢李叔。”他说。
“谢什么。”李叔摆摆手，又低下头去拨算盘，“街坊邻居，互相帮衬，应该的。”
李玉斌已经拆开了红包，里面是张崭新的五十元纸币。紫红色的，上面印着汇丰银行的狮子。他对着光看水印，然后小心地折好，塞进裤子口袋。
“我爸说，这钱不能花，要存着。”他小声对吕柏谚说，“是‘新生钱’。”
吕柏谚点点头。他也把红包收好，放进制服衬衫的口袋，贴着胸口的位置。纸币的边缘有点硬，硌着皮肤。
“对了。”李叔又抬起头，“阿谚，**早上走的时候，让我跟你说一声。陈伯的表，他送去交了。陈伯很满意，说修得比原来还好走。铺租的事清了，让你别惦记。”
吕柏谚感觉心里某个拧紧的地方，松了一点点。
“还有，”李叔从柜台下面又拿出个小木盒，推过来，“陈伯留给你的。他说，这表在他手里也就是个念想，你修好了它，让它‘活’了，这盒子该给你。”
吕柏谚打开木盒。里面垫着红色的绒布，绒布上放着那枚铜制的旧表壳——就是昨天李玉斌拿来那个，福婶想修好给孙女当嫁妆的。表壳被仔细擦过了，雕花的缝隙里还留着一点点铜绿，但整体是亮的，在晨光下泛着温润的光。
“陈伯说，这壳子他看过，是1945年英国兵留下来的东西。机芯早没了，配不上。”李叔说，“但外壳是好铜，雕工也好。他说，送给你，等你手艺再精点，说不定能给它‘新生’。”
吕柏谚用手指摸了摸表壳内侧那行刻字：“To my dearest, 1945.” 冰凉的铜，被他的指尖焐得慢慢有了温度。
“谢谢。”他又说了一遍。这次声音稳了一些。
“行啦，两个细路仔。”李叔笑了，眼角的皱纹堆起来，“去街上看看，有没有要帮忙的。阿斌，带你同学去。”
两个孩子走出茶餐厅。街上已经忙碌起来了。
闻忠一和父亲在门口拉起了绳子，把湿报纸一张张夹上去晾。瞿硕在帮五金店张伯加固货架，他手里拿着扳手，动作很熟练，完全不像个律师家的少爷。封雨晴不知从哪里推来一辆小推车，车上堆着些从淤泥里清出来的杂物——一个生锈的铁锅，几本泡烂的练习簿，一个缺了口的搪瓷杯。
赵建雄的冲锋艇又回来了，这次艇上堆着些纸箱。是第一批救援物资：矿泉水，压缩饼干，还有用透明塑料袋包着的毛毯。他和父亲开始挨家挨户分发，每户两瓶水，一包饼干，一条毯子。东西不多，但领到的人都会说“多谢”，声音都很轻。
卫欣悦在琴行门口摆了个小凳子，坐在上面。她面前放着那架电子琴，琴盖拆开了，露出里面复杂的电路板。她手里拿着个小吹风机——应该是从家里拿来的，对着电路板慢慢地吹。风吹起她额前的碎发，她眯着眼睛，很专注。
瞿硕忙完五金店那边，走过来看了一眼。
“要顺着电路吹，不能停在一个地方。”他说，“温度不能太高，会烫坏焊点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卫欣悦说，但把吹风机拿远了一点。
瞿硕在她旁边蹲下来，从医药箱里又拿出个小瓶子：“等会儿吹干了，用这个喷一下。接点复活剂，能防止氧化。”
“你箱子里怎么什么都有？”卫欣悦问。
“习惯了。”瞿硕说得很简单，“有备无患。”
中午时分，**的清洁车来了。巨大的水车冲洗着街道，把淤泥冲进下水道。高压水枪喷在墙面上，发出哗哗的巨响。街坊们都站在自家门口看，看混浊的泥水变成浅浅的溪流，沿着街边的沟渠流走。
水退之后，街道露出了本来的面目。坑坑洼洼的水泥地，裂缝里长着顽强的杂草。墙上的水痕还在，但已经淡了一些。
午饭是李叔煮的一大锅面条。简单的出前一丁，加了点午餐肉和青菜，在煤油炉上煮的。茶餐厅里没电，但李叔把桌椅搬到了门口有阳光的地方。七张桌子拼成一长条，街坊们围着坐下，一人一碗面。
没有平时茶餐厅的喧闹。大家都很安静地吃，只有吸面条的窸窣声，和偶尔的碗筷碰撞声。
吕柏谚坐在李玉斌旁边。面条很烫，他吹了吹，吃了一口。味道很普通，就是泡面的味道，但热乎乎的汤下肚，身体里某个冰冷的地方开始回暖。
“阿谚。”坐在对面的闻忠一忽然开口，“你那表壳，能给我看看吗？”
吕柏谚从口袋里掏出铜表壳递过去。闻忠一接过来，对着光仔细看那行刻字。
“1945年……”他喃喃自语，“二战刚结束。应该是驻港英军撤离时留下的。”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李玉斌问。
“我看过资料。”闻忠一说，手指摩挲着表壳边缘，“1945年**重光，很多英军撤走时，把带不走的东西卖了，或者送了人。这种怀表，多半是送给本地恋人的。”
桌上的人都安静下来，看着那枚小小的铜壳。
“那……恋人呢？”卫欣悦轻声问。
“不知道。”闻忠一把表壳还给吕柏谚，“可能一起走了，可能留下了，可能……后来就找不到了。”
表壳在吕柏谚手心里，沉甸甸的。***的时光，从一场战争结束，到另一场仪式开始。中间隔着多少人的离散，多少故事的结局，最后只剩下这个铜壳，流落到深水埗的垃圾站，又被一个十二岁少年握在手里。
“我会修好它。”吕柏谚忽然说。
桌上的人都看向他。
“我会找到合适的机芯，让它重新走起来。”他说，声音不大，但很清晰，“然后还给福婶。让她孙女结婚那天，能带着一个会走的时间。”
李玉斌笑了，用肩膀撞了他一下：“就知道你能行。”
赵建雄举起手里的矿泉水瓶：“那就，预祝阿谚成功。”
几个孩子都举起了瓶子——没有酒，就以水代酒。塑料瓶碰在一起，发出沉闷的“咚”声。
“也祝我们，”瞿硕说，推了推眼镜，“祝我们……以后都能修好自己想修好的东西。”
“祝北河街。”闻忠一说。
“祝**。”卫欣悦说。
“祝……”封雨晴开了口，但没说完，只是把瓶子举得更高了一点。
七只瓶子，在1997年7月1日中午的阳光里，碰在了一起。水在瓶子里晃荡，折射出细碎的光。
饭后，大人们继续收拾残局。孩子们被赶去休息——毕竟折腾了一夜。
但没人想睡。
七个人不约而同地，又聚到了“李记”门口那棵老榕树下。树也被台风摧残得不轻，断了好几根粗枝，但主干还在，浓密的树冠投下一片阴凉。
李玉斌不知从哪里掏出了一张纸，和那支“97回归纪念”圆珠笔。
“昨天说好的。”他把纸铺在树下的石凳上，“友谊地图。”
纸上已经画了简单的街道轮廓，是昨天吕柏谚在昏暗里勾的线。很稚嫩的笔触，但该有的都有：北河街，桂林街，南昌街，还有七个点。
“这里是我家。”李玉斌在茶餐厅的位置画了个小茶杯。
吕柏谚接过笔，在修表铺的位置画了个小小的齿轮。
笔传下去。
赵建雄在警署宿舍旁画了面旗子。瞿硕在自己的点上写了个“法”字，又在旁边画了颗星。闻忠一在报摊位置写了“真”字。卫欣悦画了个高音谱号。传到封雨晴时，她犹豫了一下，在福婶板间房的位置点了个点，然后画了条虚线，连到街角——那是她家的方向。
最后笔回到李玉斌手里。他在七个点之间，画了一条线。不是直线，是弯弯曲曲的，把所有点连在一起的线。
“好了。”他说，“以后不管我们去到哪里，顺着这条线，就能找回来。”
没有人说话。七颗脑袋凑在一起，看着那张简陋的地图。阳光透过榕树叶的缝隙洒下来，在纸上投下晃动的光斑。
远处，又隐约传来了音乐声。这次不是进行曲，是流行歌。不知哪家店铺开了收音机，正在放许冠杰的《浪子心声》。
“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……”
歌声被风吹得断断续续，混着街上冲洗路面的水声，和大人们搬动家具的声响。
吕柏谚看着手里的铜表壳，又看了看纸上那个代表自己的小齿轮。然后他抬起头，目光扫过身边的每一张脸。
李玉斌，正小心地把地图折好。赵建雄，在检查自己制服的袖口有没有开线。瞿硕，在擦拭眼镜片。闻忠一，望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出神。卫欣悦，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打着拍子，和远处的歌声合着。封雨晴，低着头，用树枝在地上划着什么。
这是1997年7月1日的下午。**回归后的第一个下午。深水埗北河街的老榕树下，七个孩子坐在一起，分享着同一片树荫。
他们还不知道，未来的三十年，**会经历多少变迁。不知道这条街会拆了又建，不知道茶餐厅会变成连锁店，不知道修表铺会变成手机维修站，不知道报摊会消失，不知道琴行会变成地产中介，不知道警署会搬迁，不知道律师楼会搬进中环的摩天大楼。
他们还不知道，自己会走上什么样的路，会成为什么样的人。不知道友谊要经过多少考验，不知道承诺要背负多少重量。
他们只是坐在这里，在这个台风过后的、百废待兴的下午，守着这**刚画好的地图，守着彼此在身边的事实。
吕柏谚握紧了手里的铜表壳。金属的棱角硌着掌心，有点疼，但很真实。
他想，他会修好这个表壳。他会找到合适的机芯，会把它调准，会让它重新开始走动。
就像这条街，这座城市，这个时代。
总会继续走下去的。
阳光又移动了一点，落在他的手上。铜表壳在光里，泛起温润的、古老的、属于时间本身的光泽。
远处，收音机换了一首歌。是罗文的《狮子山下》。
“人生中有欢喜，难免亦常有泪……”
歌声飘过来，飘过老榕树，飘过七个少年的头顶，飘向街道的尽头，飘向维多利亚港，飘向1997年7月1日，这个刚刚开始的、崭新的、充满未知的下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