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物价局调控气运
特殊市场价格调控办公室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。，把袋子拎起来。猪肉大葱馅的，两个，豆浆加了一勺半糖——秦敏说的。杯壁上凝结的水珠顺着手指往下淌，滴在办公室门口的水泥地上。他把袋子放在办公桌上，和秦见的手绘地图并排。包子白白胖胖，褶子捏得整齐。秦敏每天早上去同一家店买同样的早餐，走了三年的路，今天第一次没送到她哥哥手里。，拿出一个包子咬了一口。猪肉大葱，馅里放了花椒水，是菜市场东门那家老字号的味道。方敏也爱吃那家的包子，周末会让他骑电动车去买。他把另一个包子留在袋子里，袋口重新系好，放在秦见的工作笔记旁边。，翻开郑守义的工作笔记。，翻动的时候发出干燥的细响。郑守义的字迹和秦见完全不同——秦见的字一笔一划，像填表格；郑守义的字很轻，笔画之间连笔多，像赶时间记下来的。最早的日期是一九八五年，比张弛的出生年份还早。。“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七日。调到物价检查所第三年。今天接到一个奇怪的举报。幸福菜市场的鱼价比周边市场低了近一半，连续三个月没有波动。下去查，摊主说进价就低。查进货单，供货商一栏写着‘幸福菜市场管理办公室’。去找管理办公室，门锁着。问摊主管理办公室的人在哪，没人说话。我留了一张检查通知书贴在门上。第二天去看，通知书不见了，门上多了一张纸条，写着‘价格正常，无需检查’。字迹工整，用毛笔写的。我把纸条撕下来带回所里。晚上对着灯看，纸条背面有字。极小的字，肉眼几乎看不见。用放大镜看清楚了。‘郑同志，请不要再查了。这个市场的价格不是你在管。’”。郑守义在四十年前收到的纸条，和他周五在羊瞳办公室里看到的营业执照背面那行小字，是同一个笔迹。“价”。四十年前，“价”就在了。。日期是一九八五年十二月。“我还是继续查了。市场里一共有十六个摊位，每个摊主都不是人。不是鬼，不是妖，是我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。但他们怕我的检查证。我把检查证举起来的时候，他们会往后退。证件上的公章在发光。我问所里的老同事，以前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。老陈说，六十年代他在供销社的时候，也遇到过一个类似的市场。当时的老所长进去查过一次，出来之后把检查证锁进抽屉，再也没去过。老所长退休前把老陈叫到办公室，说，那个市场不要查了，价格是定好的。谁定的，他没说。”。日期是一九八六年三月。“今天又去了一趟。管理办公室的门开了，里面坐着一个穿灰色中山装的人。脸很普通，但眼睛是竖瞳。他说他姓杨，是市场管理办公室主任。我问他市场的价格为什么长期低于周边。他说，因为这个市场不靠价格盈利。我问靠什么。他看着我，竖瞳收成一条线。‘郑同志，你每查一次价格，你的检查证上公章的光就暗一点。等你查清楚的时候，光就灭了。光灭了之后，你会变成这个市场的一部分。你想变成哪个摊位？’”。日期是一九八六年五月。“老所长退休了。走之前他把我叫到家里。他老得不成样子，手一直在抖。他从箱子里翻出一本很旧的笔记本，牛皮纸封面，线装的。他说这是上一代检查员留下来的。那个人姓宋，五十年代在供销社物价科，负责监管一个叫‘惠民市场’的地方。惠民市场的价格也从来不变。宋同志查了三年，最后在笔记本最后一页写了一行字——‘我支付了时间’。写完这行字之后，他的手开始透明。老所长把笔记本给我，说，小郑，这个给你。你要是决定继续查，就接着写。要是不查，就把笔记本烧了。我说，烧了会怎样。他说，烧了，这个市场就会从你记忆里消失，你会忘掉它，正常退休，正常老死。我拿着笔记本回家，在炉子前面坐了一宿。天亮的时候，我把笔记本放进了抽屉里。没烧。”。第五页的字迹明显比前面潦草，纸面上有几处被水渍浸过的痕迹，不是水，是更淡的、边缘泛黄的痕迹。
“我支付了记忆。不是全部，是一部分。我忘记了我母亲的脸。今天早上想她的时候，只能想起一个轮廓，头发是花白的，梳成一个髻。但她的五官，怎么都想不起来了。我知道那是我妈，但我想不起她长什么样。我把她的照片从相框里取出来，放在枕头底下，每天睡觉前拿出来看。看着照片能认出来，一合上眼就模糊了。支付不是一次性扣完，是一点一点扣。每次我去市场，每次我翻开笔记本，每次我写下这些字，都会扣掉一点。扣的是什么，我说不清。不是具体的某一段记忆，是更底层的、让记忆变得鲜活的那种东西。我**笑容还在，但笑里面的温度，正在变凉。”
第六页。日期是一九八八年。
“今天在市场最东头看到了一个新摊位。摊主是一个老妇人，卖一种装在玻璃瓶里的淡金色液体。她说这叫‘安全感’。我问她货源从哪里来，她指了指自己。‘我生产的。原料是我保管的记忆。不是我的记忆，是别人存在我这里的。存在我这里四十年了，一直没人来取。我把它们做成安全感，卖掉。卖掉一瓶，我就轻一点。’我问她是谁把记忆存在她这里的。她看着我，眼睛是灰白色的。‘你不认识他。他姓宋。五十年代供销社的物价员。他把记忆存在我这里，支付了四十年。四十年到了，他没有来取。我就开始卖了。’”
张弛把笔记本放下。
宋同志。五十年代供销社的物价员，上一代检查员笔记本的主人。郑守义的前代。他把记忆存在老妇人那里，支付了四十年，没有去取。郑守义支付了记忆，忘记了自己母亲的脸。周世昌支付了时间，手指正在一根一根透明。秦见支付了什么，还不知道。
他把郑守义的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。最后一页没有写满，只在上半页有几行字。字迹恢复了工整，一笔一划，像一个人用尽了所有急躁之后剩下的平静。
“笔记本要写完了。还剩最后一页。我想了很长时间，这一页写什么。写给谁。最后决定写给下一任。我不知道你是谁，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打开这本笔记本。但你能看到这些字，说明周世昌把钥匙交给了你。周世昌是我选的人，他支付的是时间。我问他愿不愿意，他说愿意。他说，郑科长，你支付了记忆，连自己**脸都记不住了。我支付二十年时间，不算什么。他那时候头发还是黑的。”
“下一任。我不知道你叫什么，不知道你支付的是什么。但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——这个市场的价格，从来不是我们在定。‘价’在定。营业执照背面那个字，我在四十年前见过，宋同志在五十年代见过，老所长在六十年代见过。它一直都在。它不是人，不是诡异，不是任何我们能理解的东西。它是‘定价’这个概念本身。菜市场有菜市场的价，恐惧有恐惧的价，安全感有安全感的价。谁来定这个价？以前是它一个人在定。后来它累了，开始找人。宋同志是第一个，我是第二个，周世昌是第三个，你是**个。不是，你是第五个。秦见是**个。”
“秦见那孩子，支付的是‘相信’。他太相信规则了。他相信只要把价格定在一个合理的点上，市场就会自己维持平衡。他每天都在算，算恐惧值的成本，算安全感的合理利润，算每一个摊主应该交多少管理费。他算得很认真，笔记写了厚厚一摞。但‘价’不需要算。‘价’本身就是价格。秦见越算，支付得越多。他的‘相信’一点一点被扣掉，扣到最后，他会不再相信任何价格。一个不相信价格的价格***，就再也走不出那间办公室了。”
“他还在里面。墙壁里的抽屉，是他自己锁上的。他把钥匙留给了周世昌。周世昌会留给你的。你打开抽屉，里面没有他，只有一个空档案盒。盒脊上的标签写着他的名字。那不是盒子，是他的‘价’。每个人都有一个价。你的档案盒也在那间办公室里，标签还空着。等你支付够了自己的价，标签上就会出现你的名字。在那之前，你是自由的。”
最后一行字，墨迹极淡，像笔尖蘸了最后一点墨水写下的。
“下一任。我不知道你叫什么，但我想叫你一声同志。我们做的是一件事——不是定价，是不让‘价’一个人定。我支付了记忆，周世昌支付了时间，秦见支付了相信。我们每个人付一点，‘价’要定的那个价格就被分担掉一点。它一个人定的时候，价格是绝对的。我们分担之后，价格就有了余地。你支付的会是什么，我不知道。但我谢谢你来。”
“郑守义。一九九一年冬。”
张弛合上笔记本。
窗外，铁皮顶棚的破洞里漏下的阳光已经从桌面移到了墙壁上。煤油灯的灯芯安静地亮着，秦敏放在门口的包子已经不冒热气了。他把郑守义的笔记本放回暗格里，关上抽屉，锁好。然后站起来，推开门。
市场里还是空荡荡的。十六个摊位，只有鱼脸的摊位前面有人——不是人，是鱼脸自己。它正在把那些用草绳串起来的恐惧值一条一条挂到铁架子上，带蹼的手指捏着草绳的结，动作很慢，像在晾**。
张弛走过去。
“鱼脸。”
鱼脸转过头，两半嘴唇同时张开。“张科长。”
“我想问你一件事。你在这个市场待了多少年了？”
鱼脸的鱼眼翻了一下，像在回忆。人的那半张脸上，眉头微微皱起。
“记不清了。活着的时候就在这里卖鱼。死了还在这里卖鱼。活着卖的是草鱼鲫鱼，死了卖的是恐惧值。都是鱼。”
“谁让你在这里卖的？”
“没有人让。醒了就在这里。摊位是现成的，货是现成的，价格是写好的。我不用想，只管卖。卖出去的恐惧值，自己会变成新的货。卖不完的，第二天还在。不坏，不臭，不用喂。”
“你不觉得奇怪？”
鱼脸把最后一条恐惧值挂上去，用带蹼的手抹了抹围裙。围裙上那些暗红色的、正在凝固的东西，被抹匀了。
“活着的时候也没想过奇怪。每天凌晨去**市场拿鱼，骑三轮车拉回来，刮鳞剖肚，摆到台面上，等人来买。卖完收摊，卖不完自己吃。日复一日，也没想过奇怪。死了之后也一样。日复一日，不想。”
张弛看着那排挂好的恐惧值。暗红色的、半透明的膜裹着里面更暗的核心，在铁架子上轻轻晃动，像风铃。没有风，它们自己在晃。
“如果有一天，价格变了呢？”
鱼脸的鱼眼转过来，正对着他。凸出的、没有眼皮的、灰绿色的眼球里，那道竖着的瞳仁微微收缩。
“变了就变了。活着的时候也变。蒜你狠那年，大蒜比肉贵。姜你军那年，生姜比鸡贵。我卖鱼的，蒜姜涨不涨跟我没关系。我进鱼的价格也涨。涨了就卖贵点，降了就卖便宜点。活着是这样，死了也是这样。”
它把那排恐惧值挂好，退后一步看了看，伸手把其中一条摆正。
“张科长。你问这些，是要给我们定价吗？”
“不是。我是要让你们自己定价。”
鱼脸的手停在半空中。人的那半张脸上，嘴角动了一下——不是笑，是某种比笑更复杂的表情。
“自己定价。活着的时候没想过。死了也没想过。”
它把手放下来，在围裙上擦了擦，然后从摊位下面摸出一个东西，放在水泥台面上。一个玻璃瓶，和郑守义笔记本里描述的一模一样。瓶子里装着淡金色的液体，很稠，像蜂蜜，在瓶壁上挂着一层极薄的膜。
“老妇人给的。她说，每个摊主都有一瓶。不是卖的，是存的。什么时候不想卖了，就打开喝掉。喝完之后，会想起来自己是谁。”
“你喝了吗？”
“没有。不敢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鱼脸把玻璃瓶拿起来，对着铁皮顶棚破洞里漏下来的阳光。淡金色的液体在光线里变成半透明的琥珀色，里面有一些极细的、像灰尘一样的东西在缓慢翻滚。
“活着的时候，我是个卖鱼的。每天早上三点起床，四点进鱼，六点开摊，卖到晚上七点收摊。骑三轮车回家，吃饭，看电视，睡觉。第二天重复。干了二十年。人人都叫我‘卖鱼的’，没有人问过我叫什么。我自己也快忘了。后来有一天，一个客人来买鱼，问我，老板贵姓。我张了张嘴，想不起来了。我姓什么。我爹姓什么。我儿子姓什么。全忘了。只记得自己是卖鱼的。”
他把玻璃瓶放回台面上。
“死了之后，在这里卖恐惧值。不用进鱼，不用刮鳞，不用收摊。只需要站在这里，等‘价’把价格定好，然后卖。张科长，你知道‘价’给我们定的价格是多少吗？不是恐惧值卖多少钱一条，是我们自己值多少钱。我的价格是‘鱼’——一个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的卖鱼的。如果我打开这瓶安全感，喝下去，我会想起来自己姓什么，想起来我爹姓什么，想起来我儿子姓什么。想起来我不是‘鱼’，我是一个人。但到那时候，我还能在这个摊位后面站下去吗？”
他把玻璃瓶收起来，放回摊位下面。
“所以不敢喝。忘了比记得轻松。”
张弛没有说话。他看着那个放玻璃瓶的位置——水泥台面下面一个很浅的暗格，用一块松动的砖挡着。鱼脸把砖塞回去，拍了拍上面的灰。
“张科长。你要我们自已定价。我先报一个。”
他用带蹼的手指在台面上画了一个数字。不是***数字，是一个汉字。“壹”。写完，手指在“壹”字最后一横的末端停了一下，然后在下面又画了一道，是一个等号。等号后面，他画了一个更小的字——“命”。
“壹条恐惧值，等于壹个人的恐惧。壹个人的恐惧，等于我活着的时候卖壹条草鱼赚的钱。我活着的时候，草鱼卖八块一斤。一条草鱼三斤多，赚十块钱。十块钱，够我儿子买一个文具盒。他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，同桌有一个带乘法口诀表的铁皮文具盒，他没有。他跟我磨了一个月，我没给他买。不是舍不得，是忘了。每天卖鱼回家太累了，他说的话左耳进右耳出。后来他再也没提过。我现在每天站在这里卖恐惧值，一条卖出去的价，刚好是那个文具盒的钱。”
他把台面上的字用带蹼的手掌抹掉。水泥台面上留下一道浅浅的水痕，很快被空气里的干燥吸干了。
“这就是我的定价。张科长，你记下来吧。”
张弛从口袋里掏出秦见留下的那支黑色签字笔。笔杆上“幸福路***”六个字被手掌握得发亮。他找不到纸，鱼脸从摊位下面摸出一张皱巴巴的包装纸——是那种裹恐惧值用的半透明油纸，正面油光光的，背面是毛面。
他把纸铺在台面上。鱼脸报，他写。
“品名：恐惧值。规格：壹条。申报单位成本：壹个文具盒。申报售价：***。申报单位：鱼。”
写完最后一个字，他把笔放下。鱼脸拿起那张油纸，看了看。它的鱼眼可能看不清这么小的字，但人的那半只眼睛一个字一个字地扫过去，嘴唇微微翕动。
“张科长，你的字比我好看。”
它把油纸折好，放进围裙口袋里，贴着胸口。
“什么时候开听证会？”
“等所有摊主都报完。”
鱼脸点了点头，转过身，继续摆弄它那排挂在铁架子上的恐惧值。张弛拿着笔，往第二个摊位走。红围裙的女人正在把那些灰白色的团子从塑料盆里捞出来，一个一个码好。看到张弛走过来，她没有停下手里的活。
“品名：归属感。”她的声音很平，像在念一份背熟的说明书。“规格：壹团。成本：壹段被忘记的等待。售价：***。申报单位——”
她停了一下，手指在一个灰白色团子上轻轻按了按，像在确认保鲜膜有没有裹紧。
“你记什么名字？”
“你叫什么？”
女人抬起头。她的脸是正常的，五官清秀，但眼睛下面没有眼袋，没有泪沟，没有任何纹路。她看着张弛，嘴唇动了动。
“我忘了。你帮我记一个吧。”
张弛在油纸上写了两个字。“等人”。
女人把那两个字看了很久，然后点了点头。
“好。我就叫‘等人’。”
（第三章 完）
“我支付了记忆。不是全部，是一部分。我忘记了我母亲的脸。今天早上想她的时候，只能想起一个轮廓，头发是花白的，梳成一个髻。但她的五官，怎么都想不起来了。我知道那是我妈，但我想不起她长什么样。我把她的照片从相框里取出来，放在枕头底下，每天睡觉前拿出来看。看着照片能认出来，一合上眼就模糊了。支付不是一次性扣完，是一点一点扣。每次我去市场，每次我翻开笔记本，每次我写下这些字，都会扣掉一点。扣的是什么，我说不清。不是具体的某一段记忆，是更底层的、让记忆变得鲜活的那种东西。我**笑容还在，但笑里面的温度，正在变凉。”
第六页。日期是一九八八年。
“今天在市场最东头看到了一个新摊位。摊主是一个老妇人，卖一种装在玻璃瓶里的淡金色液体。她说这叫‘安全感’。我问她货源从哪里来，她指了指自己。‘我生产的。原料是我保管的记忆。不是我的记忆，是别人存在我这里的。存在我这里四十年了，一直没人来取。我把它们做成安全感，卖掉。卖掉一瓶，我就轻一点。’我问她是谁把记忆存在她这里的。她看着我，眼睛是灰白色的。‘你不认识他。他姓宋。五十年代供销社的物价员。他把记忆存在我这里，支付了四十年。四十年到了，他没有来取。我就开始卖了。’”
张弛把笔记本放下。
宋同志。五十年代供销社的物价员，上一代检查员笔记本的主人。郑守义的前代。他把记忆存在老妇人那里，支付了四十年，没有去取。郑守义支付了记忆，忘记了自己母亲的脸。周世昌支付了时间，手指正在一根一根透明。秦见支付了什么，还不知道。
他把郑守义的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。最后一页没有写满，只在上半页有几行字。字迹恢复了工整，一笔一划，像一个人用尽了所有急躁之后剩下的平静。
“笔记本要写完了。还剩最后一页。我想了很长时间，这一页写什么。写给谁。最后决定写给下一任。我不知道你是谁，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打开这本笔记本。但你能看到这些字，说明周世昌把钥匙交给了你。周世昌是我选的人，他支付的是时间。我问他愿不愿意，他说愿意。他说，郑科长，你支付了记忆，连自己**脸都记不住了。我支付二十年时间，不算什么。他那时候头发还是黑的。”
“下一任。我不知道你叫什么，不知道你支付的是什么。但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——这个市场的价格，从来不是我们在定。‘价’在定。营业执照背面那个字，我在四十年前见过，宋同志在五十年代见过，老所长在六十年代见过。它一直都在。它不是人，不是诡异，不是任何我们能理解的东西。它是‘定价’这个概念本身。菜市场有菜市场的价，恐惧有恐惧的价，安全感有安全感的价。谁来定这个价？以前是它一个人在定。后来它累了，开始找人。宋同志是第一个，我是第二个，周世昌是第三个，你是**个。不是，你是第五个。秦见是**个。”
“秦见那孩子，支付的是‘相信’。他太相信规则了。他相信只要把价格定在一个合理的点上，市场就会自己维持平衡。他每天都在算，算恐惧值的成本，算安全感的合理利润，算每一个摊主应该交多少管理费。他算得很认真，笔记写了厚厚一摞。但‘价’不需要算。‘价’本身就是价格。秦见越算，支付得越多。他的‘相信’一点一点被扣掉，扣到最后，他会不再相信任何价格。一个不相信价格的价格***，就再也走不出那间办公室了。”
“他还在里面。墙壁里的抽屉，是他自己锁上的。他把钥匙留给了周世昌。周世昌会留给你的。你打开抽屉，里面没有他，只有一个空档案盒。盒脊上的标签写着他的名字。那不是盒子，是他的‘价’。每个人都有一个价。你的档案盒也在那间办公室里，标签还空着。等你支付够了自己的价，标签上就会出现你的名字。在那之前，你是自由的。”
最后一行字，墨迹极淡，像笔尖蘸了最后一点墨水写下的。
“下一任。我不知道你叫什么，但我想叫你一声同志。我们做的是一件事——不是定价，是不让‘价’一个人定。我支付了记忆，周世昌支付了时间，秦见支付了相信。我们每个人付一点，‘价’要定的那个价格就被分担掉一点。它一个人定的时候，价格是绝对的。我们分担之后，价格就有了余地。你支付的会是什么，我不知道。但我谢谢你来。”
“郑守义。一九九一年冬。”
张弛合上笔记本。
窗外，铁皮顶棚的破洞里漏下的阳光已经从桌面移到了墙壁上。煤油灯的灯芯安静地亮着，秦敏放在门口的包子已经不冒热气了。他把郑守义的笔记本放回暗格里，关上抽屉，锁好。然后站起来，推开门。
市场里还是空荡荡的。十六个摊位，只有鱼脸的摊位前面有人——不是人，是鱼脸自己。它正在把那些用草绳串起来的恐惧值一条一条挂到铁架子上，带蹼的手指捏着草绳的结，动作很慢，像在晾**。
张弛走过去。
“鱼脸。”
鱼脸转过头，两半嘴唇同时张开。“张科长。”
“我想问你一件事。你在这个市场待了多少年了？”
鱼脸的鱼眼翻了一下，像在回忆。人的那半张脸上，眉头微微皱起。
“记不清了。活着的时候就在这里卖鱼。死了还在这里卖鱼。活着卖的是草鱼鲫鱼，死了卖的是恐惧值。都是鱼。”
“谁让你在这里卖的？”
“没有人让。醒了就在这里。摊位是现成的，货是现成的，价格是写好的。我不用想，只管卖。卖出去的恐惧值，自己会变成新的货。卖不完的，第二天还在。不坏，不臭，不用喂。”
“你不觉得奇怪？”
鱼脸把最后一条恐惧值挂上去，用带蹼的手抹了抹围裙。围裙上那些暗红色的、正在凝固的东西，被抹匀了。
“活着的时候也没想过奇怪。每天凌晨去**市场拿鱼，骑三轮车拉回来，刮鳞剖肚，摆到台面上，等人来买。卖完收摊，卖不完自己吃。日复一日，也没想过奇怪。死了之后也一样。日复一日，不想。”
张弛看着那排挂好的恐惧值。暗红色的、半透明的膜裹着里面更暗的核心，在铁架子上轻轻晃动，像风铃。没有风，它们自己在晃。
“如果有一天，价格变了呢？”
鱼脸的鱼眼转过来，正对着他。凸出的、没有眼皮的、灰绿色的眼球里，那道竖着的瞳仁微微收缩。
“变了就变了。活着的时候也变。蒜你狠那年，大蒜比肉贵。姜你军那年，生姜比鸡贵。我卖鱼的，蒜姜涨不涨跟我没关系。我进鱼的价格也涨。涨了就卖贵点，降了就卖便宜点。活着是这样，死了也是这样。”
它把那排恐惧值挂好，退后一步看了看，伸手把其中一条摆正。
“张科长。你问这些，是要给我们定价吗？”
“不是。我是要让你们自己定价。”
鱼脸的手停在半空中。人的那半张脸上，嘴角动了一下——不是笑，是某种比笑更复杂的表情。
“自己定价。活着的时候没想过。死了也没想过。”
它把手放下来，在围裙上擦了擦，然后从摊位下面摸出一个东西，放在水泥台面上。一个玻璃瓶，和郑守义笔记本里描述的一模一样。瓶子里装着淡金色的液体，很稠，像蜂蜜，在瓶壁上挂着一层极薄的膜。
“老妇人给的。她说，每个摊主都有一瓶。不是卖的，是存的。什么时候不想卖了，就打开喝掉。喝完之后，会想起来自己是谁。”
“你喝了吗？”
“没有。不敢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鱼脸把玻璃瓶拿起来，对着铁皮顶棚破洞里漏下来的阳光。淡金色的液体在光线里变成半透明的琥珀色，里面有一些极细的、像灰尘一样的东西在缓慢翻滚。
“活着的时候，我是个卖鱼的。每天早上三点起床，四点进鱼，六点开摊，卖到晚上七点收摊。骑三轮车回家，吃饭，看电视，睡觉。第二天重复。干了二十年。人人都叫我‘卖鱼的’，没有人问过我叫什么。我自己也快忘了。后来有一天，一个客人来买鱼，问我，老板贵姓。我张了张嘴，想不起来了。我姓什么。我爹姓什么。我儿子姓什么。全忘了。只记得自己是卖鱼的。”
他把玻璃瓶放回台面上。
“死了之后，在这里卖恐惧值。不用进鱼，不用刮鳞，不用收摊。只需要站在这里，等‘价’把价格定好，然后卖。张科长，你知道‘价’给我们定的价格是多少吗？不是恐惧值卖多少钱一条，是我们自己值多少钱。我的价格是‘鱼’——一个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的卖鱼的。如果我打开这瓶安全感，喝下去，我会想起来自己姓什么，想起来我爹姓什么，想起来我儿子姓什么。想起来我不是‘鱼’，我是一个人。但到那时候，我还能在这个摊位后面站下去吗？”
他把玻璃瓶收起来，放回摊位下面。
“所以不敢喝。忘了比记得轻松。”
张弛没有说话。他看着那个放玻璃瓶的位置——水泥台面下面一个很浅的暗格，用一块松动的砖挡着。鱼脸把砖塞回去，拍了拍上面的灰。
“张科长。你要我们自已定价。我先报一个。”
他用带蹼的手指在台面上画了一个数字。不是***数字，是一个汉字。“壹”。写完，手指在“壹”字最后一横的末端停了一下，然后在下面又画了一道，是一个等号。等号后面，他画了一个更小的字——“命”。
“壹条恐惧值，等于壹个人的恐惧。壹个人的恐惧，等于我活着的时候卖壹条草鱼赚的钱。我活着的时候，草鱼卖八块一斤。一条草鱼三斤多，赚十块钱。十块钱，够我儿子买一个文具盒。他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，同桌有一个带乘法口诀表的铁皮文具盒，他没有。他跟我磨了一个月，我没给他买。不是舍不得，是忘了。每天卖鱼回家太累了，他说的话左耳进右耳出。后来他再也没提过。我现在每天站在这里卖恐惧值，一条卖出去的价，刚好是那个文具盒的钱。”
他把台面上的字用带蹼的手掌抹掉。水泥台面上留下一道浅浅的水痕，很快被空气里的干燥吸干了。
“这就是我的定价。张科长，你记下来吧。”
张弛从口袋里掏出秦见留下的那支黑色签字笔。笔杆上“幸福路***”六个字被手掌握得发亮。他找不到纸，鱼脸从摊位下面摸出一张皱巴巴的包装纸——是那种裹恐惧值用的半透明油纸，正面油光光的，背面是毛面。
他把纸铺在台面上。鱼脸报，他写。
“品名：恐惧值。规格：壹条。申报单位成本：壹个文具盒。申报售价：***。申报单位：鱼。”
写完最后一个字，他把笔放下。鱼脸拿起那张油纸，看了看。它的鱼眼可能看不清这么小的字，但人的那半只眼睛一个字一个字地扫过去，嘴唇微微翕动。
“张科长，你的字比我好看。”
它把油纸折好，放进围裙口袋里，贴着胸口。
“什么时候开听证会？”
“等所有摊主都报完。”
鱼脸点了点头，转过身，继续摆弄它那排挂在铁架子上的恐惧值。张弛拿着笔，往第二个摊位走。红围裙的女人正在把那些灰白色的团子从塑料盆里捞出来，一个一个码好。看到张弛走过来，她没有停下手里的活。
“品名：归属感。”她的声音很平，像在念一份背熟的说明书。“规格：壹团。成本：壹段被忘记的等待。售价：***。申报单位——”
她停了一下，手指在一个灰白色团子上轻轻按了按，像在确认保鲜膜有没有裹紧。
“你记什么名字？”
“你叫什么？”
女人抬起头。她的脸是正常的，五官清秀，但眼睛下面没有眼袋，没有泪沟，没有任何纹路。她看着张弛，嘴唇动了动。
“我忘了。你帮我记一个吧。”
张弛在油纸上写了两个字。“等人”。
女人把那两个字看了很久，然后点了点头。
“好。我就叫‘等人’。”
（第三章 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