遭竹马背叛后，我捞女上位了
母亲重病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。，南城就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。知秋早上推开门，看见巷子里白茫茫一片，屋檐下挂着粗粗的冰凌，冷风灌进领口，激得她打了个寒颤。她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，随即又挺直了——她不允许自己缩着，缩着是弱者的姿态，而她现在不能是弱者。，在厨房里熬粥。知秋闻到了米粥的香气，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姜味。母亲每年冬天都会在粥里放姜，说是驱寒的，预防感冒。“妈，今天雪大，你别骑车了，我送你上班。”知秋走进厨房，边说边拿起锅铲搅了搅粥。，没说话。“妈？”，知秋看见她的脸色，手里的锅铲差点掉在地上。，嘴唇发紫，眼眶下面青黑一片，像是被什么东西从里面掏空了。她的手扶着灶台边缘，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，整个人站在那里，像一棵被虫蛀空了的老树，随时都可能倒下。“妈！”知秋三步并作两步冲过去，扶住母亲的胳膊，“你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？没事，”母亲的声音很轻，轻得像风吹过纸片，“就是有点累，昨晚没睡好。你的脸色——说了没事。”母亲抽出胳膊，又转回去搅粥，“粥好了，叫知夏起床吃饭，一会儿上学要迟到了。”，看着母亲的背影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。。
但母亲不肯说，她就问不出来。母亲这个人，温柔是真的温柔，倔强也是真的倔强。好的坏的全往肚子里咽，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让别人替她操心。
知秋把知夏叫起来，喂她吃了粥，送她去***，然后自己去了学校。一整个上午她都没听进去课，脑海里全是母亲那张白得可怕的脸。
中午放学，她没有跟同学一起去食堂，而是骑着那辆父亲留下的旧自行车，去了母亲的学校。
南城二中，母亲教音乐的地方。
知秋把自行车停在门口，走进校园。正是午饭时间，操场上没什么人，教学楼里飘出饭菜的味道。她上到三楼，音乐教室的门开着，里面没有人。
她去了办公室。
办公室的门半掩着，她还没走到门口，就听见里面有人说话。
“林老师今天又咳血了，你们看见没？”
“看见了看见了，第三节上课的时候，她捂着嘴出来，手绢上全是红的。”
“天哪，那怎么不去医院？”
“谁知道呢，她那个人你也知道的，什么事都自己扛着，从不肯麻烦别人。我跟她说了好几次了，让她去检查检查，她总说没事，说可能是天干燥的。”
“哎，贺老师走了才一年，她一个人带两个孩子，也是不容易。听说她最近又瘦了好多，衣服穿在身上都晃荡。”
“可不是嘛，我看着都心疼。”
知秋站在门外，手指攥紧了书包带子。
咳血。
母亲在咳血。
她深吸一口气，推开了门。
办公室里的几个老师看见她，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即热情地迎上来，问她是不是来找林老师的，林老师去医务室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
知秋笑着跟她们打了招呼，道了谢，然后转身出了办公室。
她没有去医务室找母亲。
她知道，如果现在去问母亲，母亲一定还是那句“没事”。与其把时间浪费在追问上，不如直接做点实际的。
她骑着自行车，去了人民医院。
挂号，排队，问诊。
她没有挂儿科，没有挂妇科，而是挂了呼吸科。
轮到她了，她走进诊室，坐在那个戴着眼镜的老医生面前。
“小姑娘，你哪里不舒服？”老医生翻了翻病历本，抬头看她。
“医生，不是我，”知秋说，“我想问一下，咳血一般是什么病？”
老医生皱了皱眉：“你替谁问的？”
“我妈。她最近一直咳嗽，今天咳血了，但她不肯来医院。”
老医生沉默了一会儿，问：“她咳了多久了？”
“好几个月了。”
“有没有发烧？夜里出不出汗？”
知秋想了想，母亲冬天盖两床被子还说冷，但有时半夜她起来倒水，路过母亲房间，确实能听到她翻来覆去的声音，枕头好像也总是湿的。
“她夜里睡不好，”知秋说，“枕头会湿。”
老医生的表情变了。
那种表情知秋后来在很多医生脸上见过——就是那种知道了什么但不知道怎么开口、怎么说都显得**的表情。
“小姑娘，”老医生摘下眼镜擦了擦，又戴上，“你最好尽快带**妈来医院做全面检查。这种情况，不能拖。”
“是什么病？”
老医生看着她，似乎在做某种权衡。
“我只是怀疑，需要检查才能确定。”他顿了顿，“但我建议你做好心理准备。”
知秋从医院出来的时候，天又阴了。
雪还没化完，地面上的雪被踩成了黑色的冰碴子，踩上去嘎吱嘎吱响。她推着自行车慢慢走，脑子里反复回放老医生最后那句话。
做好心理准备。
她做了。
她告诉自己，不管是什么病，都要治。父亲留下的保险理赔金还在，母亲存着的那两万八千块，应该够了。
她不知道的是，那笔钱已经不在了。
知秋没有等太久。
那天晚上，她在房间里听到母亲剧烈的咳嗽声，一声接一声，像是要把五脏六腑都咳出来。然后是急促的脚步声，然后是水龙头哗哗的声音。
她起床，走到卫生间门口。
门没关严，她透过缝隙看见母亲弯着腰，在水龙头下冲洗什么东西。水是红的。
“妈。”
母亲猛地直起身，把手往身后藏，转过身来，脸上挤出一个笑：“知秋？你怎么起来了？快去睡，明天还要上学。”
“你手上是什么？”
“没、没什么——”
知秋推开门，拉过母亲的手。
手绢上全是血。新鲜的、暗红色的血，洇在白色的手绢上，触目惊心。
母亲的手在发抖。
知秋没有质问，没有追问，没有说“你为什么不告诉我”。她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今天从医院拿的挂号单，放在母亲手里。
“妈，明天我请假，陪你去医院。”
母亲看着那张挂号单，嘴唇哆嗦了好几下，眼眶里慢慢蓄满了泪。
“知秋，妈妈没事，真的——”
“不管你没事还是有事，”知秋的声音很平静，平静得不像一个十五岁的女孩，“去了医院就知道了。有病就治，没病最好。但你必须去。”
母亲低下头，眼泪掉了下来。
知秋没有去抱她。
不是不想，而是她知道，这一抱，两个人都要崩溃。她不能崩溃，母亲已经崩溃了，她得撑住。
那天晚上，母亲房间的灯亮了一整夜。
第二天一早，知秋跟班主任请了假，带着母亲去了人民医院。
她挂了那个老医生的专家号，等了两个多小时才轮到。老医生问诊、听诊、开了一系列检查单，包括胸片、痰检、血检。
检查结果要等三天。
这三天，知秋正常上学，正常做家务，正常照顾知夏。她像一个精密的机器，每一个齿轮都咬合得严丝合缝，不该有的情绪一律压在心底，不露出半点端倪。
但每天晚上，母亲房间的咳嗽声越来越重，越来越密集，像一把钝刀在知秋的心上来回地锯。
三天后，结果出来了。
知秋又请了假，陪母亲去医院。
老医生的办公室关着门，知秋和母亲坐在走廊的长椅上，等着叫号。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，头顶的白炽灯嗡嗡响，有人推着轮椅从面前经过，轮子碾过**石地面，发出嘎啦嘎啦的声音。
母亲的手放在膝盖上，微微发抖。知秋伸手盖住了那只手，母亲的手冰凉冰凉的，像一块刚从河里捞出来的石头。
“知秋，”母亲忽然开口，声音沙哑，“你跟妈说实话，你怕不怕？”
知秋看着面前的白墙，墙皮有些地方脱落了，露出下面灰色的水泥。
“怕有用吗？”
母亲转过头看她。知秋没有转过去，她能感觉到母亲的目光落在她脸上，灼热的、**的、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疼。
“号到了，林婉清同志——”
知秋站起来，扶着母亲走进了诊室。
老医生坐在办公桌后面，面前的台灯亮着，桌上摊着一叠检查报告。他看见她们进来，站起来拉了两把椅子，请她们坐下。
然后他沉默了很长时间。
知秋讨厌这种沉默。这种沉默意味着接下来的话很难开口，意味着结果不好，意味着她们要面对的事情比想象中更糟。
“林婉清同志，”老医生终于开口了，“根据检查结果，你的肺部有一个占位性病变。”
“什么？”母亲没听懂。
知秋听懂了。
她在来之前翻过图书馆里的医学书，她知道“占位性病变”是什么意思，她也知道这个词后面跟着的下一步是什么。
“就是肿瘤。”老医生说，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淡一些，“目前来看，恶性的可能性比较高。我们建议你尽快住院，做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。”
“恶性肿瘤……”母亲喃喃地重复了一遍，像是在确认这四个字的重量，“是癌症？”
老医生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说：“林婉清同志，现在的医疗技术发展很快，很多癌症如果早期发现、早期治疗，预后是很好的。你的情况，我们还需要做支气管镜和活检来明确分期——”
“要多少钱？”
母亲问出这句话的时候，知秋的心猛地抽搐了一下。
老医生犹豫了一下：“初步的治疗费用，视具体情况而定，但一般来说……可能需要几万块钱。”
几万块。
知秋的脑子里飞速地转。父亲留下的保险理赔金是两万八千块，母亲每个月的工资不到两百块，积蓄几乎没有。房子是老房子，值不了多少钱。亲戚那边……
“我知道了，”母亲站起来，声音出奇地平静，“我回去想想。”
“林婉清同志——”
“谢谢医生。”
母亲转身走出了诊室。
知秋追出去，在走廊上拉住母亲的袖子。
“妈，你在干什么？医生说了要住院要治疗，你走了算什么？”
母亲转过头来，看着知秋。
那张脸上没有恐惧，没有悲伤，甚至没有任何激烈的情绪。只有一种知秋从未见过的、平静到近乎冷酷的表情。
“知秋，”母亲说，“治不起的。”
知秋攥着母亲袖子的手僵住了。
“什么？”
“我算过了，”母亲的声音很轻，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情，“住院、检查、手术、化疗，一套下来，少说三五万。**留下的钱不够。房子就算卖了，也值不了几个钱。治到最后，钱花光了，人也留不住，你跟知夏怎么办？”
“那就不治了？”知秋的声音终于有了裂痕，像一面被敲碎的玻璃，“你就这么放弃了？”
“不是放弃，”母亲伸手摸了一下知秋的脸，手指冰凉，“是算账。我活着，还不如把钱留给你跟知夏将来上学用。”
知秋抓住母亲的手，紧紧地握在掌心里。
“妈，我不上大学了，我去打工，我去赚钱，我养你和知夏——”
“知秋！”母亲的声音忽然拔高了，走廊里的人都回头看过来。母亲意识到自己失态了，压低声音，但语气是从未有过的严厉，“你要是敢说不上学这种话，妈现在就死给你看。”
知秋被这句话砸懵了。
她愣愣地看着母亲，看见母亲眼睛里终于有了泪光，看见那层冷冰冰的“平静”像蛋壳一样碎裂，露出底下溃烂的、流血的、千疮百孔的恐惧和绝望。
“妈求你，”母亲的声音碎成了渣，“你去上学。你跟知夏都好好的。妈已经对不起**了，不能再对不起你们。”
知秋张了张嘴，但什么都说不出来。
她从来不知道，一个人最深重的绝望，不是哭天抢地，不是歇斯底里，而是像母亲这样——平静地、理性地、一笔一笔地算着一笔账，算到最后得出一个结论：自己活着，不如死了有用。
这是知秋第一次直面什么叫“穷病”。
不是病本身治不了，是钱不够，是命不够值钱。
那个冬天的后半段，知秋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。
母亲没有住院，没有化疗，甚至没有再去医院检查。她只是每天按时吃药，吃的是老医生开的一些止咳化痰的药，*****。
知秋跟母亲吵过架。真正的、激烈的那种吵架。
她说服不了母亲，母亲也说服不了她。最后两个人都不说话了，沉默地过着一日三餐、早晚接送、洗衣做饭的日子。沉默像一堵水泥墙，***人隔在两边，近在咫尺，却谁也够不着谁。
知夏还是什么都不懂，每天从***回来，扑到母亲怀里，叽叽喳喳地说今天老师教了什么歌、哪个小朋友抢了她的橡皮泥。母亲笑着抱她，笑着听她说话，笑着亲她的脸蛋。
但知秋能看到，每次抱完知夏，母亲都要坐在沙发上歇很久，呼吸急促，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。
病魔从不等人做好心理准备。
过完年，正月初八，母亲咳了一大口血，昏倒在了厨房里。
知秋打了急救电话，把母亲送进了医院。
这一次，母亲没有再说不治的话——因为她已经说不出话了。
住院、检查、确诊。
肺癌，中晚期。
医生说如果现在开始化疗，也许还能延长一两年的生存期。
知秋说好，我们治。
她去交费窗口，拿出母亲藏了半年的存折，递了进去。
窗口后面的工作人员看了一眼电脑屏幕，抬起头来：“你这里面只有八千块了。”
“什么？”知秋以为自己听错了。
“八千块，”工作人员把存折递出来给她看，“你自己看，上面最后一笔取款，取了整整两万块。去年知秋接过存折，手在发抖。
她看清楚了。
父亲去世后那笔两万八千块的保险理赔金，母亲在里面存了定期。但去年八月，有人把这笔钱取了出来，连同利息一起，全部取走了。
存折上只剩八千块，那是母亲自己每个月存进去的一点工资。
去年八月。
知秋闭上眼睛，脑海里飞速地回溯。去年八月，家里来过什么人？母亲去过什么地方？发生过什么事？
“知秋。”
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。
她转头，看见宋清扬的妈妈——宋婶婶，站在走廊上，穿一件深红色的呢子大衣，头发烫了新式样，手腕上挎着一个崭新的皮包，整个人看起来比去年年轻了好几岁。
她的身后，站着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，烫着**浪卷发，穿一件粉色的羊毛大衣，脚上蹬着一双锃亮的小皮鞋，浑身上下透着一股“一看就不是普通人家”的味道。
“听说**住院了，”宋婶婶走过来，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关切表情，“我来看看。哎呀，你这是……哭了吗？”
知秋把存折收进口袋，抬起头，面无表情。
“没有，风迷了眼。”
宋婶婶似乎没有注意到存折的事情，拉着身后那个女孩的手，笑眯眯地介绍：“知秋，这是宋家的一个远房亲戚，叫方念薇，刚从省城搬过来的。她爸是省里做外贸生意的，听说做得很大呢。念薇比你大两岁，你叫***就行。”
那个叫方念薇的女孩点了点头，姿态落落大方，眼睛从知秋身上扫过去，带着一种淡淡的、不经意的审视。
知秋也回看了一眼。
她注意到一件事——方念薇手腕上那块梅花表，跟宋清扬最近戴的那块一模一样。
知秋没有说什么。
她笑了笑，客客气气地跟宋婶婶和方念薇说了几句话，然后转身走回了病房。
母亲的病房在走廊尽头，四人间，床头柜上放着一束不知是谁送的康乃馨，已经开始蔫了。母亲躺在靠窗的床上，挂着吊瓶，氧气面罩盖住了半张脸，眼睛闭着，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醒着。
知秋坐在床边，握着母亲的手。
那只手比她记忆中又瘦了一圈，骨节分明，青筋凸起，像冬天的枯树枝。
她想起存折里那凭空消失的两万块钱。
去年的八月，她跟宋清扬说想去省城书店买几本参考书，宋清扬说好，陪她去，两个人在省城待了一天。回来的时候，她发现母亲脸色不太对，问了，母亲说什么事都没有。
那天，宋婶婶来过家里。
带着方念薇。
知秋慢慢地、一点一点地把这几件事情串在一起，像是在拼一幅拼图，每一片都严丝合缝地嵌进去，拼出一个她不敢相信、却又不得不信的图案。
她转头看向窗外。
窗外是医院的院子，院墙外面是一条小巷子。巷子里有人骑着自行车经过，铃铛叮铃铃地响。更远处，是南城灰蒙蒙的天际线，低矮的楼房像积木一样堆叠在一起，看不出哪个是她的家。
她没有哭。
她只是把手伸进口袋，攥紧了那本存折，攥到指节发白。
有笔账，迟早要算。
但母亲不肯说，她就问不出来。母亲这个人，温柔是真的温柔，倔强也是真的倔强。好的坏的全往肚子里咽，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让别人替她操心。
知秋把知夏叫起来，喂她吃了粥，送她去***，然后自己去了学校。一整个上午她都没听进去课，脑海里全是母亲那张白得可怕的脸。
中午放学，她没有跟同学一起去食堂，而是骑着那辆父亲留下的旧自行车，去了母亲的学校。
南城二中，母亲教音乐的地方。
知秋把自行车停在门口，走进校园。正是午饭时间，操场上没什么人，教学楼里飘出饭菜的味道。她上到三楼，音乐教室的门开着，里面没有人。
她去了办公室。
办公室的门半掩着，她还没走到门口，就听见里面有人说话。
“林老师今天又咳血了，你们看见没？”
“看见了看见了，第三节上课的时候，她捂着嘴出来，手绢上全是红的。”
“天哪，那怎么不去医院？”
“谁知道呢，她那个人你也知道的，什么事都自己扛着，从不肯麻烦别人。我跟她说了好几次了，让她去检查检查，她总说没事，说可能是天干燥的。”
“哎，贺老师走了才一年，她一个人带两个孩子，也是不容易。听说她最近又瘦了好多，衣服穿在身上都晃荡。”
“可不是嘛，我看着都心疼。”
知秋站在门外，手指攥紧了书包带子。
咳血。
母亲在咳血。
她深吸一口气，推开了门。
办公室里的几个老师看见她，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即热情地迎上来，问她是不是来找林老师的，林老师去医务室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
知秋笑着跟她们打了招呼，道了谢，然后转身出了办公室。
她没有去医务室找母亲。
她知道，如果现在去问母亲，母亲一定还是那句“没事”。与其把时间浪费在追问上，不如直接做点实际的。
她骑着自行车，去了人民医院。
挂号，排队，问诊。
她没有挂儿科，没有挂妇科，而是挂了呼吸科。
轮到她了，她走进诊室，坐在那个戴着眼镜的老医生面前。
“小姑娘，你哪里不舒服？”老医生翻了翻病历本，抬头看她。
“医生，不是我，”知秋说，“我想问一下，咳血一般是什么病？”
老医生皱了皱眉：“你替谁问的？”
“我妈。她最近一直咳嗽，今天咳血了，但她不肯来医院。”
老医生沉默了一会儿，问：“她咳了多久了？”
“好几个月了。”
“有没有发烧？夜里出不出汗？”
知秋想了想，母亲冬天盖两床被子还说冷，但有时半夜她起来倒水，路过母亲房间，确实能听到她翻来覆去的声音，枕头好像也总是湿的。
“她夜里睡不好，”知秋说，“枕头会湿。”
老医生的表情变了。
那种表情知秋后来在很多医生脸上见过——就是那种知道了什么但不知道怎么开口、怎么说都显得**的表情。
“小姑娘，”老医生摘下眼镜擦了擦，又戴上，“你最好尽快带**妈来医院做全面检查。这种情况，不能拖。”
“是什么病？”
老医生看着她，似乎在做某种权衡。
“我只是怀疑，需要检查才能确定。”他顿了顿，“但我建议你做好心理准备。”
知秋从医院出来的时候，天又阴了。
雪还没化完，地面上的雪被踩成了黑色的冰碴子，踩上去嘎吱嘎吱响。她推着自行车慢慢走，脑子里反复回放老医生最后那句话。
做好心理准备。
她做了。
她告诉自己，不管是什么病，都要治。父亲留下的保险理赔金还在，母亲存着的那两万八千块，应该够了。
她不知道的是，那笔钱已经不在了。
知秋没有等太久。
那天晚上，她在房间里听到母亲剧烈的咳嗽声，一声接一声，像是要把五脏六腑都咳出来。然后是急促的脚步声，然后是水龙头哗哗的声音。
她起床，走到卫生间门口。
门没关严，她透过缝隙看见母亲弯着腰，在水龙头下冲洗什么东西。水是红的。
“妈。”
母亲猛地直起身，把手往身后藏，转过身来，脸上挤出一个笑：“知秋？你怎么起来了？快去睡，明天还要上学。”
“你手上是什么？”
“没、没什么——”
知秋推开门，拉过母亲的手。
手绢上全是血。新鲜的、暗红色的血，洇在白色的手绢上，触目惊心。
母亲的手在发抖。
知秋没有质问，没有追问，没有说“你为什么不告诉我”。她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今天从医院拿的挂号单，放在母亲手里。
“妈，明天我请假，陪你去医院。”
母亲看着那张挂号单，嘴唇哆嗦了好几下，眼眶里慢慢蓄满了泪。
“知秋，妈妈没事，真的——”
“不管你没事还是有事，”知秋的声音很平静，平静得不像一个十五岁的女孩，“去了医院就知道了。有病就治，没病最好。但你必须去。”
母亲低下头，眼泪掉了下来。
知秋没有去抱她。
不是不想，而是她知道，这一抱，两个人都要崩溃。她不能崩溃，母亲已经崩溃了，她得撑住。
那天晚上，母亲房间的灯亮了一整夜。
第二天一早，知秋跟班主任请了假，带着母亲去了人民医院。
她挂了那个老医生的专家号，等了两个多小时才轮到。老医生问诊、听诊、开了一系列检查单，包括胸片、痰检、血检。
检查结果要等三天。
这三天，知秋正常上学，正常做家务，正常照顾知夏。她像一个精密的机器，每一个齿轮都咬合得严丝合缝，不该有的情绪一律压在心底，不露出半点端倪。
但每天晚上，母亲房间的咳嗽声越来越重，越来越密集，像一把钝刀在知秋的心上来回地锯。
三天后，结果出来了。
知秋又请了假，陪母亲去医院。
老医生的办公室关着门，知秋和母亲坐在走廊的长椅上，等着叫号。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，头顶的白炽灯嗡嗡响，有人推着轮椅从面前经过，轮子碾过**石地面，发出嘎啦嘎啦的声音。
母亲的手放在膝盖上，微微发抖。知秋伸手盖住了那只手，母亲的手冰凉冰凉的，像一块刚从河里捞出来的石头。
“知秋，”母亲忽然开口，声音沙哑，“你跟妈说实话，你怕不怕？”
知秋看着面前的白墙，墙皮有些地方脱落了，露出下面灰色的水泥。
“怕有用吗？”
母亲转过头看她。知秋没有转过去，她能感觉到母亲的目光落在她脸上，灼热的、**的、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疼。
“号到了，林婉清同志——”
知秋站起来，扶着母亲走进了诊室。
老医生坐在办公桌后面，面前的台灯亮着，桌上摊着一叠检查报告。他看见她们进来，站起来拉了两把椅子，请她们坐下。
然后他沉默了很长时间。
知秋讨厌这种沉默。这种沉默意味着接下来的话很难开口，意味着结果不好，意味着她们要面对的事情比想象中更糟。
“林婉清同志，”老医生终于开口了，“根据检查结果，你的肺部有一个占位性病变。”
“什么？”母亲没听懂。
知秋听懂了。
她在来之前翻过图书馆里的医学书，她知道“占位性病变”是什么意思，她也知道这个词后面跟着的下一步是什么。
“就是肿瘤。”老医生说，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淡一些，“目前来看，恶性的可能性比较高。我们建议你尽快住院，做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。”
“恶性肿瘤……”母亲喃喃地重复了一遍，像是在确认这四个字的重量，“是癌症？”
老医生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说：“林婉清同志，现在的医疗技术发展很快，很多癌症如果早期发现、早期治疗，预后是很好的。你的情况，我们还需要做支气管镜和活检来明确分期——”
“要多少钱？”
母亲问出这句话的时候，知秋的心猛地抽搐了一下。
老医生犹豫了一下：“初步的治疗费用，视具体情况而定，但一般来说……可能需要几万块钱。”
几万块。
知秋的脑子里飞速地转。父亲留下的保险理赔金是两万八千块，母亲每个月的工资不到两百块，积蓄几乎没有。房子是老房子，值不了多少钱。亲戚那边……
“我知道了，”母亲站起来，声音出奇地平静，“我回去想想。”
“林婉清同志——”
“谢谢医生。”
母亲转身走出了诊室。
知秋追出去，在走廊上拉住母亲的袖子。
“妈，你在干什么？医生说了要住院要治疗，你走了算什么？”
母亲转过头来，看着知秋。
那张脸上没有恐惧，没有悲伤，甚至没有任何激烈的情绪。只有一种知秋从未见过的、平静到近乎冷酷的表情。
“知秋，”母亲说，“治不起的。”
知秋攥着母亲袖子的手僵住了。
“什么？”
“我算过了，”母亲的声音很轻，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情，“住院、检查、手术、化疗，一套下来，少说三五万。**留下的钱不够。房子就算卖了，也值不了几个钱。治到最后，钱花光了，人也留不住，你跟知夏怎么办？”
“那就不治了？”知秋的声音终于有了裂痕，像一面被敲碎的玻璃，“你就这么放弃了？”
“不是放弃，”母亲伸手摸了一下知秋的脸，手指冰凉，“是算账。我活着，还不如把钱留给你跟知夏将来上学用。”
知秋抓住母亲的手，紧紧地握在掌心里。
“妈，我不上大学了，我去打工，我去赚钱，我养你和知夏——”
“知秋！”母亲的声音忽然拔高了，走廊里的人都回头看过来。母亲意识到自己失态了，压低声音，但语气是从未有过的严厉，“你要是敢说不上学这种话，妈现在就死给你看。”
知秋被这句话砸懵了。
她愣愣地看着母亲，看见母亲眼睛里终于有了泪光，看见那层冷冰冰的“平静”像蛋壳一样碎裂，露出底下溃烂的、流血的、千疮百孔的恐惧和绝望。
“妈求你，”母亲的声音碎成了渣，“你去上学。你跟知夏都好好的。妈已经对不起**了，不能再对不起你们。”
知秋张了张嘴，但什么都说不出来。
她从来不知道，一个人最深重的绝望，不是哭天抢地，不是歇斯底里，而是像母亲这样——平静地、理性地、一笔一笔地算着一笔账，算到最后得出一个结论：自己活着，不如死了有用。
这是知秋第一次直面什么叫“穷病”。
不是病本身治不了，是钱不够，是命不够值钱。
那个冬天的后半段，知秋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。
母亲没有住院，没有化疗，甚至没有再去医院检查。她只是每天按时吃药，吃的是老医生开的一些止咳化痰的药，*****。
知秋跟母亲吵过架。真正的、激烈的那种吵架。
她说服不了母亲，母亲也说服不了她。最后两个人都不说话了，沉默地过着一日三餐、早晚接送、洗衣做饭的日子。沉默像一堵水泥墙，***人隔在两边，近在咫尺，却谁也够不着谁。
知夏还是什么都不懂，每天从***回来，扑到母亲怀里，叽叽喳喳地说今天老师教了什么歌、哪个小朋友抢了她的橡皮泥。母亲笑着抱她，笑着听她说话，笑着亲她的脸蛋。
但知秋能看到，每次抱完知夏，母亲都要坐在沙发上歇很久，呼吸急促，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。
病魔从不等人做好心理准备。
过完年，正月初八，母亲咳了一大口血，昏倒在了厨房里。
知秋打了急救电话，把母亲送进了医院。
这一次，母亲没有再说不治的话——因为她已经说不出话了。
住院、检查、确诊。
肺癌，中晚期。
医生说如果现在开始化疗，也许还能延长一两年的生存期。
知秋说好，我们治。
她去交费窗口，拿出母亲藏了半年的存折，递了进去。
窗口后面的工作人员看了一眼电脑屏幕，抬起头来：“你这里面只有八千块了。”
“什么？”知秋以为自己听错了。
“八千块，”工作人员把存折递出来给她看，“你自己看，上面最后一笔取款，取了整整两万块。去年知秋接过存折，手在发抖。
她看清楚了。
父亲去世后那笔两万八千块的保险理赔金，母亲在里面存了定期。但去年八月，有人把这笔钱取了出来，连同利息一起，全部取走了。
存折上只剩八千块，那是母亲自己每个月存进去的一点工资。
去年八月。
知秋闭上眼睛，脑海里飞速地回溯。去年八月，家里来过什么人？母亲去过什么地方？发生过什么事？
“知秋。”
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。
她转头，看见宋清扬的妈妈——宋婶婶，站在走廊上，穿一件深红色的呢子大衣，头发烫了新式样，手腕上挎着一个崭新的皮包，整个人看起来比去年年轻了好几岁。
她的身后，站着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，烫着**浪卷发，穿一件粉色的羊毛大衣，脚上蹬着一双锃亮的小皮鞋，浑身上下透着一股“一看就不是普通人家”的味道。
“听说**住院了，”宋婶婶走过来，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关切表情，“我来看看。哎呀，你这是……哭了吗？”
知秋把存折收进口袋，抬起头，面无表情。
“没有，风迷了眼。”
宋婶婶似乎没有注意到存折的事情，拉着身后那个女孩的手，笑眯眯地介绍：“知秋，这是宋家的一个远房亲戚，叫方念薇，刚从省城搬过来的。她爸是省里做外贸生意的，听说做得很大呢。念薇比你大两岁，你叫***就行。”
那个叫方念薇的女孩点了点头，姿态落落大方，眼睛从知秋身上扫过去，带着一种淡淡的、不经意的审视。
知秋也回看了一眼。
她注意到一件事——方念薇手腕上那块梅花表，跟宋清扬最近戴的那块一模一样。
知秋没有说什么。
她笑了笑，客客气气地跟宋婶婶和方念薇说了几句话，然后转身走回了病房。
母亲的病房在走廊尽头，四人间，床头柜上放着一束不知是谁送的康乃馨，已经开始蔫了。母亲躺在靠窗的床上，挂着吊瓶，氧气面罩盖住了半张脸，眼睛闭着，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醒着。
知秋坐在床边，握着母亲的手。
那只手比她记忆中又瘦了一圈，骨节分明，青筋凸起，像冬天的枯树枝。
她想起存折里那凭空消失的两万块钱。
去年的八月，她跟宋清扬说想去省城书店买几本参考书，宋清扬说好，陪她去，两个人在省城待了一天。回来的时候，她发现母亲脸色不太对，问了，母亲说什么事都没有。
那天，宋婶婶来过家里。
带着方念薇。
知秋慢慢地、一点一点地把这几件事情串在一起，像是在拼一幅拼图，每一片都严丝合缝地嵌进去，拼出一个她不敢相信、却又不得不信的图案。
她转头看向窗外。
窗外是医院的院子，院墙外面是一条小巷子。巷子里有人骑着自行车经过，铃铛叮铃铃地响。更远处，是南城灰蒙蒙的天际线，低矮的楼房像积木一样堆叠在一起，看不出哪个是她的家。
她没有哭。
她只是把手伸进口袋，攥紧了那本存折，攥到指节发白。
有笔账，迟早要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