医保为民
青山乡卫生院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,步行要半个小时,骑自行车只要十五分钟。这条路林晓明前世走过无数次,闭着眼睛都不会走错。,是一条土路,坑坑洼洼的,一到下雨天就泥泞难行。路两边是稻田,稻穗已经黄了,沉甸甸地垂着头,风一吹,发出沙沙的声响,像无数只手在轻轻鼓掌。远处的山上有松树和杉树,郁郁葱葱的,山顶罩着一层薄薄的雾,像披着一层纱。路边偶尔有几棵柿子树,果子还是青的,硬邦邦地挂在枝头,要等到十月才会变红。,一边骑一边看。这些风景他太熟悉了,熟悉到前世离开青山乡多年后还会在梦里梦见。他梦见春天路边开满野花,黄的白的紫的,一丛一丛的,叫不上名字。梦见夏天太阳毒辣,土路被晒得发白,车轮碾过去扬起一溜灰尘。梦见秋天稻子熟了,整个山谷都是金色的,空气里飘着稻草的清香。梦见冬天冷得骨头疼,山路结冰,他推着自行车一步一步地走,手冻得通红,哈出的气在眉毛上结成了霜。,他连人带车摔进路边的水沟里,膝盖磕破了,血混着泥水往下淌。他爬起来,把散落的文件捡回来,用衣服擦干净,然后继续骑。到卫生院的时候,浑身湿透,膝盖上伤口已经发白,肿得老高。王院长看见了,说你怎么不回去换身衣服。他说没事,下午还有会。。,远远地看见了青山乡卫生院。,其实就是一栋两层的旧楼,建在一个小山坡上,周围是一片菜地。楼是八十年代建的,外墙刷着白石灰,但经过这么多年的风吹雨打,已经斑驳得不成样子了,一块白一块灰的,像长了白癜风。屋顶是水泥平顶,边缘砌着一圈女儿墙,墙根长着几棵野草,风一吹就摇摇晃晃的。楼前有一块空地,算是院子,没有铺水泥,就是压实的泥地,一下雨就变成烂泥塘。,白色的,车身上的红字已经褪色了,只能勉强看出“青山乡卫生院”几个字。这是卫生院的救护车,买来就没怎么用过——因为没有油钱,也因为唯一的司机嫌工资低不干了。靠墙停着几辆自行车,有男式的有女式的,是医生们上下班的交通工具。墙角堆着几捆柴火,是冬天取暖用的。卫生院没有暖气,冬天就靠烧柴火炉子,每个科室一个,烟熏火燎的。,用砖头砌的,里面种着几棵月季,开得正艳,红的粉的黄的,在灰扑扑的院子里格外扎眼。这是前世他最喜欢的地方,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,就到这里坐一会儿。花是周医生种的,他老婆喜欢花,他就从家里移了几棵过来。后来周医生退休了,花也没人管了,慢慢就死了。,深吸一口气,走了进去。。说是大厅,其实就是一条走廊,三米宽,十几米长,水泥地面,白灰墙壁,日光灯管嗡嗡地响着。走廊两边是几个房间,门上都钉着铁牌子,漆都快掉光了。左手边是内科、外科、妇产科,右手边是药房和收费室。走廊尽头是楼梯,水泥的,扶手是铁管的,漆皮剥落,摸上去一手锈。上去是二楼,有住院部和院长办公室。,每间摆着四五张床,床上的被褥洗得发白,有股消毒水和霉味混在一起的气味。平时没什么人住院,床大多空着,偶尔有几个输液的老人,躺在那里看电视——电视是十四寸的,黑白的,天线用铁丝绑在窗户上,信号不好时满屏雪花。,戴着老花镜,在看一本发黄的医学书。书是《内科学》第五版,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的,封面都磨毛了,书脊用透明胶带粘着。老医生头发花白,穿着白大褂,大褂上有几个墨水印子,胸口口袋里插着两支笔,一支红的一支蓝的。他看得很认真,眉头微皱,嘴唇微微动着,像是在默念。——周德明,青山乡卫生院的“元老”,在这儿干了快三十年了。卫校毕业,分到这儿就再没离开过。什么病都看,从感冒发烧到高血压糖尿病,从跌打损伤到小儿腹泻,没有他不看的。技术一般,但人实在,对病人好,在附近几个村子口碑很好。老百姓都叫他“周大夫”,不叫他“周医生”。,周德明是他在卫生院最敬重的人。不为别的,就为他三十年如一日守着这个穷乡僻壤,拿着微薄的工资,看了一茬又一茬的病人,从来没有抱怨过。
后来周德明退休那天,院里给他开了个欢送会,他喝了几杯酒,红着眼圈说:“我这一辈子,就干了这一件事——给老百姓看病。没干好,但尽力了。”
那天林晓明也哭了。
外科诊室的门关着,里面传来说话声。林晓明知道,那是院长王建国的办公室。王建国今年四十五岁,当了八年院长,人精明,会来事儿,在县卫生局有人。外科诊室只是挂个牌子,其实他很少看病,大部分时间都在开会、跑关系、琢磨怎么从上面要钱。
“哎,你就是新来的?”
一个年轻的女护士从药房探出头来,圆圆的脸,眼睛弯弯的,像两弯月亮。她穿着白大褂,戴着护士帽,帽檐下露出一截刘海,用两个黑色的小发夹别着。
林晓明点点头:“林晓明,今天报到。”
“我叫李小红,”女护士笑嘻嘻地说,“比你早来两年。你叫我小李就行。王院长在二楼等你呢,快上去吧。”
林晓明认出她——李小红,卫校护理专业毕业,家在县城,父亲是县里的一个小干部。她性格活泼,爱说爱笑,是卫生院最热闹的人。前世,她后来嫁给了县城的一个***,调走了,再也没见过。
“谢谢。”林晓明笑了笑,往楼梯走去。
楼梯的水泥台阶被踩得光滑发亮,边角有些破损。他一步一步走上去,每一步都走得很慢。这楼梯他前世走了无数次,上上下下,五年。那时候年轻,几步就跨上去了,从来不觉得累。
现在他走得很慢,像是在丈量什么。
二楼走廊比一楼短一些,只有三间房。左手边是住院部护士站,中间是院长办公室,右手边是一间杂物间,堆着一些旧设备、旧家具,落满了灰。
院长办公室的门开着,王建国正坐在办公桌后面看文件。他穿着一件白大褂,头发梳得油光锃亮,用发胶固定着,一根都不乱。办公桌上摆着一部电话、一个笔筒、一个茶杯,还有一盆文竹,修剪得整整齐齐。
“进来。”王建国抬起头,上下打量他。
林晓明走进去,站在办公桌前:“王院长好,我是林晓明,今天来报到。”
“坐吧。”王建国指了指对面的椅子,那是一把老式的折叠椅,坐垫是皮革的,已经开裂了,露出里面**的海绵。
林晓明坐下来,背挺得很直。
“卫校毕业的?”王建国翻着他的简历。
“是。农村医学专业。”
“嗯。”王建国点了点头,“咱们这儿缺人,尤其是农合办,一直没人正经管。县里催着要把新农合工作搞起来,前几个月都是我在兼着,忙不过来。你就去农合办吧。”
农合办。
林晓明心里一动。前世,他就是在农合办干了五年,从什么都不懂到成了全县的“医保专家”。那些报销目录、药品编码、结算流程,他背得比自己的***号码还熟。
“好。”他说。
王建国看了他一眼:“农合办的工作你了解吗?”
“在学校学过一些,也看过县里发的文件。”
“那就好。”王建国站起来,走到窗边,推开窗户。山风灌进来,带着草木的气息。“小林啊,咱们这个农合办,是今年刚设的。县里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,咱们青山乡是试点乡镇。你的任务就是把这个事干起来。”
“我明白。”
“不过——”王建国转过身来,笑容收了收,语气变得认真,“有些事情,你要把握好分寸。医保工作是好事,给老百姓办实事,但也不能太较真。咱们卫生院要吃饭,医生要发工资。新农合的钱,该报的报,不该报的……你也要灵活处理。你懂吗?”
林晓明听懂了。
前世,他就是在“较真”上吃了大亏。他太认真,查出了村卫生室骗保,得罪了院长的亲戚。他太较真,追回了不该报销的钱,被医生们孤立。他太较真,得罪了太多人,所以在基层一待就是十六年,始终只是一个“办事员”。
这一世,他不会那么傻了。
但他也不会放弃原则。他要在“灵活”和“原则”之间找到一条路,一条前世他走了十六年才明白的路。
“王院长放心,”他平静地说,“我会注意的。”
王建国满意地点点头:“好,去吧。农合办在楼下,走廊尽头那间屋子。钥匙在门框上挂着。”
林晓明站起来,走到门口,又停下来,回头问了一句:“王院长,咱们青山乡今年新农合的参保任务是多少?”
“县里给的任务是百分之六十。”王建国叹了口气,“但我觉得能到百分之三十就不错了。老百姓不信这个,工作不好做。你先摸摸情况,慢慢来。”
百分之三十。
林晓明知道,前世青山乡第一年的参保率是百分之三十二,全县倒数第三。后来他一家一户地做工作,第二年到了百分之五十一,第三年到了百分之六十八,第五年到了百分之八十五。
这一世,他要做得更快。
“我试试看。”他说。
他下了楼,走到走廊尽头。
门上钉着一块铁牌子,上面用红漆写着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办公室”,字迹歪歪扭扭的,像小学生写的。门是木头的,漆皮剥落,露出里面发白的木头。门框上方钉着一颗钉子,上面挂着一把钥匙,生了锈,黄铜色的锈斑像老年斑。
他伸手取下钥匙,**锁孔,拧了两圈,咔嗒一声,锁开了。
推开门,一股霉味扑面而来。
屋子不大,也就十来个平方。窗户朝北,采光不好,即使是大白天也显得昏暗。靠窗是一张旧办公桌,深棕色的,漆面起泡了,桌面上刻着一些字——“李爱国到此一游”、“王芳我爱你”之类的,不知道是哪个调皮的家伙刻的。桌上有一层灰,用手指一划,能写出字来。
桌上有几摞文件,用夹子夹着,都是县里下发的**文件和实施方案。旁边有一台老式的拨号电话,黑色的,转盘式的,上面的数字都磨模糊了。墙角堆着几箱宣传材料,纸箱子软塌塌的,受潮了,边角翘起来。上面印着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知识问答”,还有“致全县农民朋友的一封信”。
墙上贴着两张海报,都已经泛黄了,边角翘起来。一张是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须知”,上面印着**条文,密密麻麻的字,看着就头疼。另一张是“青山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领导小组”,名单上第一个是王建国,最后一个是林晓明。
中间那些名字,他一个都不认识。前世,这些人有的调走了,有的退休了,有的犯错误被处理了。十七年,能改变很多事情。
他站在屋子中间,环顾四周。
这间屋子,他太熟悉了。
前世,他在这里坐了五年。每天对着那些报销单据,一张一张地审核,一笔一笔地算。有时候加班到深夜,就在这张桌子上趴着睡一觉,醒来时脸上印着文件的红戳子。冬天冷,屋里没有暖气,他就抱着一个热水袋,手指冻得僵硬,翻单据都翻不利索。夏天热,蚊虫多,他就点一盘蚊香,烟雾缭绕的,熏得眼睛疼。
这间屋子见证了他的青春,他的汗水,他的委屈,他的坚持。
也见证了他从一个毛头小伙子,变成一个真正的基层医保工作者。
他走到窗前,推开窗户。窗户的插销锈死了,他用力推了几下,嘎吱一声,终于推开了。山风灌进来,带着稻香和泥土的味道,吹散了屋里的霉味。
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
然后坐下来,开始翻桌上的文件。
文件不多,都是县卫生局下发的。他一份一份地看,看得很慢,很仔细——这些东西他前世背得滚瓜烂熟,但他还是要看,要确认和前世有没有不同。
“青山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施方案(试行)”——方案一共十二条,规定了参保对象、筹资标准、报销范围、报销比例、报销流程等。他一条一条地看,眉头越皱越紧。
报销比例:乡镇卫生院百分之三十,县级医院百分之二十,县外医院百分之十五。
起付线:乡镇卫生院一百元,县级医院三百元,县外医院五百元。
封顶线:每人每年最高报销三千元。
这意味着什么?
意味着一个农民如果得了大病,到县医院住院花了一万块,减去三百块起付线,剩下九千七百块,按百分之二十报销,能报一千九百四十块。自己还要掏八千多块。
八千多块。对于年收入不到两千块的青山乡农民来说,八千多块,就是倾家荡产。
他知道,这是新农合刚起步时的普遍问题。**设计有缺陷,报销比例低,受益面窄,老百姓不信任。前世,这个问题花了十几年才逐步解决。到2018年,报销比例才提到百分之七十,封顶线才提到二十万。
但那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,是无数像他一样的基层工作者一点一点推动的。
这一世,他不能等。
他知道未来十七年的**方向,知道哪些**会成功,知道哪些做**失败。他知道2012年的三明医改,知道2016年的城乡居民医保整合,知道2018年的**医保局成立,知道2019年的药品集采,知道2020年的“两个确保”。
他更知道,这一切的起点,就是他现在坐着的这间屋子。
他要做的,不是等着**到来,而是推动**提前发生。
他拿起笔,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几个字:
“关于完善青山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的几点建议。”
然后他想了想,在下面写了一行小字:
“第一,建议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实行全额资助参保。”
他知道,现在还没有“建档立卡贫困户”这个说法。精准扶贫是2013年才提出的。但他知道,那些最穷的人,连十块钱都交不起。如果他们不参保,一旦生病,就会掉进贫困的深渊。
他要从第一天开始,就堵住这个漏洞。
他写得很认真,一笔一划的。每一条建议,都来自前世的经验和教训。他知道哪些建议会被采纳,哪些会被拒绝。他知道该用什么理由去说服领导,该用什么样的数据和案例去打动人。
写了半个小时,满满三页纸。他折好,放进口袋里。
然后站起来,走到门口,回头看了一眼这间屋子。
阳光从窗户照进来,照在那张旧桌子上,照在那摞文件上,照在墙上的海报上。
尘埃在阳光里飞舞,像无数细小的星星。
“这一次,”他轻声说,“从第一天开始。”
他关上门,把钥匙挂回门框上。
他站在走廊上,看着手里的那摞宣传材料,心里盘算着下午的动员会。前世他花了三个月才摸清青山乡的情况,这一世他要快得多。但有一件事他比谁都清楚——光坐在办公室里等老百姓来交钱,等到明年也完不成任务。青山乡的人均年收入不到两千块,十块钱对城里人不算什么,对这里的农民来说,是一斤盐、两斤煤油、孩子一个月的铅笔钱。让他们主动来交这笔钱,得先让他们亲眼看到这十块钱能换来什么。
更重要的是,新农合刚起步,县里给的文件写得再清楚,老百姓也不信。九十年代那些乱收费的烂账还在他们心里压着,提留款、集资款、修路捐款,哪一样不是收了钱就没了下文?现在又说交十块钱看病能报销,谁信?他不进村,不挨家挨户地讲,不把账算到每个人面前,这工作就推不动。
他把宣传材料塞进帆布包里,跨上自行车,朝青山村骑去。
十五分钟的路程,他骑得不快不慢。车轮碾过碎石路面,沙沙的声音在晨风里格外清晰。他想着前世第一次去青山村开动员会的情形——那时候他什么都不懂,拿着县里发的文件照本宣科,被村民轰了下来。后来他才明白,老百姓要听的不是文件上的条文,而是实实在在的账。谁家有人生病了,花了多少钱,能报多少,这些账算清楚了,比什么都有说服力。
这一世,他有备而来。
远处,青山村的轮廓在晨光中渐渐清晰。村口那棵大槐树的树冠已经露出来了,像一把巨大的绿伞。他加快了速度,自行车在土路上颠了一下,帆布包里的宣传材料哗啦啦地响。
下午,他要去开第一场动员会。
后来周德明退休那天,院里给他开了个欢送会,他喝了几杯酒,红着眼圈说:“我这一辈子,就干了这一件事——给老百姓看病。没干好,但尽力了。”
那天林晓明也哭了。
外科诊室的门关着,里面传来说话声。林晓明知道,那是院长王建国的办公室。王建国今年四十五岁,当了八年院长,人精明,会来事儿,在县卫生局有人。外科诊室只是挂个牌子,其实他很少看病,大部分时间都在开会、跑关系、琢磨怎么从上面要钱。
“哎,你就是新来的?”
一个年轻的女护士从药房探出头来,圆圆的脸,眼睛弯弯的,像两弯月亮。她穿着白大褂,戴着护士帽,帽檐下露出一截刘海,用两个黑色的小发夹别着。
林晓明点点头:“林晓明,今天报到。”
“我叫李小红,”女护士笑嘻嘻地说,“比你早来两年。你叫我小李就行。王院长在二楼等你呢,快上去吧。”
林晓明认出她——李小红,卫校护理专业毕业,家在县城,父亲是县里的一个小干部。她性格活泼,爱说爱笑,是卫生院最热闹的人。前世,她后来嫁给了县城的一个***,调走了,再也没见过。
“谢谢。”林晓明笑了笑,往楼梯走去。
楼梯的水泥台阶被踩得光滑发亮,边角有些破损。他一步一步走上去,每一步都走得很慢。这楼梯他前世走了无数次,上上下下,五年。那时候年轻,几步就跨上去了,从来不觉得累。
现在他走得很慢,像是在丈量什么。
二楼走廊比一楼短一些,只有三间房。左手边是住院部护士站,中间是院长办公室,右手边是一间杂物间,堆着一些旧设备、旧家具,落满了灰。
院长办公室的门开着,王建国正坐在办公桌后面看文件。他穿着一件白大褂,头发梳得油光锃亮,用发胶固定着,一根都不乱。办公桌上摆着一部电话、一个笔筒、一个茶杯,还有一盆文竹,修剪得整整齐齐。
“进来。”王建国抬起头,上下打量他。
林晓明走进去,站在办公桌前:“王院长好,我是林晓明,今天来报到。”
“坐吧。”王建国指了指对面的椅子,那是一把老式的折叠椅,坐垫是皮革的,已经开裂了,露出里面**的海绵。
林晓明坐下来,背挺得很直。
“卫校毕业的?”王建国翻着他的简历。
“是。农村医学专业。”
“嗯。”王建国点了点头,“咱们这儿缺人,尤其是农合办,一直没人正经管。县里催着要把新农合工作搞起来,前几个月都是我在兼着,忙不过来。你就去农合办吧。”
农合办。
林晓明心里一动。前世,他就是在农合办干了五年,从什么都不懂到成了全县的“医保专家”。那些报销目录、药品编码、结算流程,他背得比自己的***号码还熟。
“好。”他说。
王建国看了他一眼:“农合办的工作你了解吗?”
“在学校学过一些,也看过县里发的文件。”
“那就好。”王建国站起来,走到窗边,推开窗户。山风灌进来,带着草木的气息。“小林啊,咱们这个农合办,是今年刚设的。县里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,咱们青山乡是试点乡镇。你的任务就是把这个事干起来。”
“我明白。”
“不过——”王建国转过身来,笑容收了收,语气变得认真,“有些事情,你要把握好分寸。医保工作是好事,给老百姓办实事,但也不能太较真。咱们卫生院要吃饭,医生要发工资。新农合的钱,该报的报,不该报的……你也要灵活处理。你懂吗?”
林晓明听懂了。
前世,他就是在“较真”上吃了大亏。他太认真,查出了村卫生室骗保,得罪了院长的亲戚。他太较真,追回了不该报销的钱,被医生们孤立。他太较真,得罪了太多人,所以在基层一待就是十六年,始终只是一个“办事员”。
这一世,他不会那么傻了。
但他也不会放弃原则。他要在“灵活”和“原则”之间找到一条路,一条前世他走了十六年才明白的路。
“王院长放心,”他平静地说,“我会注意的。”
王建国满意地点点头:“好,去吧。农合办在楼下,走廊尽头那间屋子。钥匙在门框上挂着。”
林晓明站起来,走到门口,又停下来,回头问了一句:“王院长,咱们青山乡今年新农合的参保任务是多少?”
“县里给的任务是百分之六十。”王建国叹了口气,“但我觉得能到百分之三十就不错了。老百姓不信这个,工作不好做。你先摸摸情况,慢慢来。”
百分之三十。
林晓明知道,前世青山乡第一年的参保率是百分之三十二,全县倒数第三。后来他一家一户地做工作,第二年到了百分之五十一,第三年到了百分之六十八,第五年到了百分之八十五。
这一世,他要做得更快。
“我试试看。”他说。
他下了楼,走到走廊尽头。
门上钉着一块铁牌子,上面用红漆写着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办公室”,字迹歪歪扭扭的,像小学生写的。门是木头的,漆皮剥落,露出里面发白的木头。门框上方钉着一颗钉子,上面挂着一把钥匙,生了锈,黄铜色的锈斑像老年斑。
他伸手取下钥匙,**锁孔,拧了两圈,咔嗒一声,锁开了。
推开门,一股霉味扑面而来。
屋子不大,也就十来个平方。窗户朝北,采光不好,即使是大白天也显得昏暗。靠窗是一张旧办公桌,深棕色的,漆面起泡了,桌面上刻着一些字——“李爱国到此一游”、“王芳我爱你”之类的,不知道是哪个调皮的家伙刻的。桌上有一层灰,用手指一划,能写出字来。
桌上有几摞文件,用夹子夹着,都是县里下发的**文件和实施方案。旁边有一台老式的拨号电话,黑色的,转盘式的,上面的数字都磨模糊了。墙角堆着几箱宣传材料,纸箱子软塌塌的,受潮了,边角翘起来。上面印着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知识问答”,还有“致全县农民朋友的一封信”。
墙上贴着两张海报,都已经泛黄了,边角翘起来。一张是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须知”,上面印着**条文,密密麻麻的字,看着就头疼。另一张是“青山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领导小组”,名单上第一个是王建国,最后一个是林晓明。
中间那些名字,他一个都不认识。前世,这些人有的调走了,有的退休了,有的犯错误被处理了。十七年,能改变很多事情。
他站在屋子中间,环顾四周。
这间屋子,他太熟悉了。
前世,他在这里坐了五年。每天对着那些报销单据,一张一张地审核,一笔一笔地算。有时候加班到深夜,就在这张桌子上趴着睡一觉,醒来时脸上印着文件的红戳子。冬天冷,屋里没有暖气,他就抱着一个热水袋,手指冻得僵硬,翻单据都翻不利索。夏天热,蚊虫多,他就点一盘蚊香,烟雾缭绕的,熏得眼睛疼。
这间屋子见证了他的青春,他的汗水,他的委屈,他的坚持。
也见证了他从一个毛头小伙子,变成一个真正的基层医保工作者。
他走到窗前,推开窗户。窗户的插销锈死了,他用力推了几下,嘎吱一声,终于推开了。山风灌进来,带着稻香和泥土的味道,吹散了屋里的霉味。
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
然后坐下来,开始翻桌上的文件。
文件不多,都是县卫生局下发的。他一份一份地看,看得很慢,很仔细——这些东西他前世背得滚瓜烂熟,但他还是要看,要确认和前世有没有不同。
“青山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施方案(试行)”——方案一共十二条,规定了参保对象、筹资标准、报销范围、报销比例、报销流程等。他一条一条地看,眉头越皱越紧。
报销比例:乡镇卫生院百分之三十,县级医院百分之二十,县外医院百分之十五。
起付线:乡镇卫生院一百元,县级医院三百元,县外医院五百元。
封顶线:每人每年最高报销三千元。
这意味着什么?
意味着一个农民如果得了大病,到县医院住院花了一万块,减去三百块起付线,剩下九千七百块,按百分之二十报销,能报一千九百四十块。自己还要掏八千多块。
八千多块。对于年收入不到两千块的青山乡农民来说,八千多块,就是倾家荡产。
他知道,这是新农合刚起步时的普遍问题。**设计有缺陷,报销比例低,受益面窄,老百姓不信任。前世,这个问题花了十几年才逐步解决。到2018年,报销比例才提到百分之七十,封顶线才提到二十万。
但那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,是无数像他一样的基层工作者一点一点推动的。
这一世,他不能等。
他知道未来十七年的**方向,知道哪些**会成功,知道哪些做**失败。他知道2012年的三明医改,知道2016年的城乡居民医保整合,知道2018年的**医保局成立,知道2019年的药品集采,知道2020年的“两个确保”。
他更知道,这一切的起点,就是他现在坐着的这间屋子。
他要做的,不是等着**到来,而是推动**提前发生。
他拿起笔,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几个字:
“关于完善青山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的几点建议。”
然后他想了想,在下面写了一行小字:
“第一,建议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实行全额资助参保。”
他知道,现在还没有“建档立卡贫困户”这个说法。精准扶贫是2013年才提出的。但他知道,那些最穷的人,连十块钱都交不起。如果他们不参保,一旦生病,就会掉进贫困的深渊。
他要从第一天开始,就堵住这个漏洞。
他写得很认真,一笔一划的。每一条建议,都来自前世的经验和教训。他知道哪些建议会被采纳,哪些会被拒绝。他知道该用什么理由去说服领导,该用什么样的数据和案例去打动人。
写了半个小时,满满三页纸。他折好,放进口袋里。
然后站起来,走到门口,回头看了一眼这间屋子。
阳光从窗户照进来,照在那张旧桌子上,照在那摞文件上,照在墙上的海报上。
尘埃在阳光里飞舞,像无数细小的星星。
“这一次,”他轻声说,“从第一天开始。”
他关上门,把钥匙挂回门框上。
他站在走廊上,看着手里的那摞宣传材料,心里盘算着下午的动员会。前世他花了三个月才摸清青山乡的情况,这一世他要快得多。但有一件事他比谁都清楚——光坐在办公室里等老百姓来交钱,等到明年也完不成任务。青山乡的人均年收入不到两千块,十块钱对城里人不算什么,对这里的农民来说,是一斤盐、两斤煤油、孩子一个月的铅笔钱。让他们主动来交这笔钱,得先让他们亲眼看到这十块钱能换来什么。
更重要的是,新农合刚起步,县里给的文件写得再清楚,老百姓也不信。九十年代那些乱收费的烂账还在他们心里压着,提留款、集资款、修路捐款,哪一样不是收了钱就没了下文?现在又说交十块钱看病能报销,谁信?他不进村,不挨家挨户地讲,不把账算到每个人面前,这工作就推不动。
他把宣传材料塞进帆布包里,跨上自行车,朝青山村骑去。
十五分钟的路程,他骑得不快不慢。车轮碾过碎石路面,沙沙的声音在晨风里格外清晰。他想着前世第一次去青山村开动员会的情形——那时候他什么都不懂,拿着县里发的文件照本宣科,被村民轰了下来。后来他才明白,老百姓要听的不是文件上的条文,而是实实在在的账。谁家有人生病了,花了多少钱,能报多少,这些账算清楚了,比什么都有说服力。
这一世,他有备而来。
远处,青山村的轮廓在晨光中渐渐清晰。村口那棵大槐树的树冠已经露出来了,像一把巨大的绿伞。他加快了速度,自行车在土路上颠了一下,帆布包里的宣传材料哗啦啦地响。
下午,他要去开第一场动员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