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章
十六岁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，过得像一只被扔进陌生水域的**。，但事实上他扑腾了很久。县城的同学说话带着一种他听不太惯的口音，不是听不懂，是那种尾音往上翘的调子，跟村里的说话方式不一样，好像每句话的结尾都藏着一个问号。“你是哪个镇的？”同桌问他。。“哦”了一声，那个“哦”拖得很长，尾音拐了两个弯。白开明听不出那个“哦”是什么意思，是知道了，还是没听说过，还是不太想继续聊了。他以前从来不需要揣摩这种语气，在王顺涛面前，他连话都不用说，王顺涛就知道他在想什么。，上下铺。白开明睡上铺，下铺是一个从另一个镇来的男生，姓刘，头发自然卷，笑起来露出两颗虎牙，看着没什么攻击性。但白开明第一晚躺在铺上，听着宿舍里此起彼伏的呼吸声，忽然觉得这间屋子太大了。八个人，十六只眼睛，三十二只耳朵，可他还是觉得空。，竹席被他压得吱呀一声响。。不是白天想的那种想，是夜深人静时从骨缝里渗出来的那种想念。以前他跟王顺涛睡在同一间房里，两张竹床隔着三步的距离，王顺涛翻身的动静、说梦话的嘟囔、甚至他睡觉时磨牙的声音，都是这个世界的**音，安静到一定程度才会被注意到。现在这些声音都没有了。宿舍里没有人磨牙，没有人说梦话，一切都太安静了。，在脑子里把从外婆家到村小的路走了一遍。从廊下出发，穿过晒谷场，经过段莉家的青砖老屋，路过那棵桂花树，拐一个弯，村小的院门就出现在眼前。他在心里推开门，铁轨做的钟挂在桂花树上，阳光穿过树叶，在地面上投下一地碎金。。，两所学校隔了三条街。他们约好每两周见一次面，周日下午，在两家学校中间的那座桥上碰头。，是那种老式的石拱桥，桥面的石板被行人的脚步磨得光滑发亮，一到下雨天就滑得像抹了油。桥下是一条不宽的河，水流不急，但从来没干过。白开明第一次走上这座桥的时候，低头看了一眼河水，河水映出他的脸，被涟漪揉碎了，又拼起来。。，背着一个双肩包，手里拿着一本书，余光瞥到白开明走近，才会把书合上。这个习惯从小学就有了，一直没变过。白开明有时候故意走慢一点，想看看段莉要多久才会抬头找他，但他发现段莉不会主动抬头。她就是在那里等着，心无旁骛地等着，等他走到面前了，她才把注意力从书上转移到人身上。“你来了。”她说。
“你每次都到得比我早。”
“我没有等你，我在看书。”
白开明知道她在看书，但她也确实在等他。这两件事在段莉身上从不矛盾，她可以在做一件事的同时，把另一件事也做得很好。不像他，他在打乒乓球的时候什么都想不起来，连肚子饿都忘了。
他们沿着河堤走，走得不快不慢。段莉跟他讲学校的英语课，讲她的英语老师上课全英文授课，讲她第一次没听懂的时候急得手心出汗。她讲这些事情的时候语气很平，像是在念课文，但白开明听得出来她其实是兴奋的——那种终于遇到了一个需要踮起脚尖才能够到的挑战时的兴奋。
白开明跟她讲学校的事，讲乒乓球校队选拔他进了正选名单，讲他的同桌那个“哦”的尾音拐了两个弯。段莉听到这里忍不住笑了一下，不是嘲笑，是真的觉得有意思。
“你同桌肯定没恶意，”段莉说，“县城的人说话就是那样的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那你好好打你的球。”
“嗯。”
他们在河堤上走了一个来回，然后段莉说她要回去写作业了，白开明说好。两个人各自走向各自的方向，背影在河堤上越拉越长，最后消失在各自的拐角处。
白开明走了十几步，忽然停下来，回头看了一眼。段莉已经走远了，只剩下一个很小的蓝白色身影，在河堤的尽头渐渐地缩小成一个点。
他转过头，继续走。
雷雨跟白开明在同一所学校，不同班，宿舍隔了两层楼。
按理说他们应该常见面，但事实上他们只在周末碰头。不是不想见，是学校的节奏太快了，早自习、上课、午休、上课、晚自习，一天被切成一块一块的，每块都填得满满当当，连喘口气的间隙都被计算好了。
雷雨在重点班。重点班在四楼，白开明的普通班在三楼。从三楼走到四楼只需要十几步台阶，但白开明第一次去找雷雨的时候，发现四楼的走廊比三楼的安静得多，安静到走路的声音都会在墙壁之间来回反弹，像做了什么亏心事。
雷雨从教室里出来的时候，白开明差点没认出他。
雷雨戴了眼镜。
不是那种粗框的潮牌眼镜，是一副很朴素的银色金属框眼镜，镜片后面那双原本就很大的眼睛被放大了，显得更亮、更深，像两口被雨水注满的井。
“什么时候戴的？”白开明问。
“开学前，”雷雨的声音还是那么轻，“看不清黑板。”
“你之前怎么不说？”
雷雨没回答。他靠着走廊的栏杆，低头看着楼下的花坛，花坛里种着几棵矮矮的映山红，花期已经过了，只剩下绿油油的叶子。白开明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，什么也没看到。
他们站了一会儿，上课铃响了。雷雨说了句“我先回去了”，转身进了教室。白开明在走廊上多站了几秒，看着雷雨的背影消失在教室门口，然后下了楼。
他忽然觉得，有些事情正在发生，而他说不清楚是什么。
王顺涛的信来得比他预想的要早。
信封是那种最普通的白色信封，上面写着“白开明收”三个字，字迹歪歪扭扭的，跟王顺涛这个人一样，一看就不是那种工工整整的人。白开明拆信的时候手有点抖，说不上是激动还是什么别的情绪，就是一种很久没听到王顺涛的声音之后，忽然看到他的字迹时的那种踏实感。
信的内容不长，写在那种印着红线的信纸上，一共三页，每页都写得很满。
“明哥，我最近在练篮球。镇上的中学有篮球场，比以前村小那个大得多。我投篮不准，但跑得快，他们叫我‘小旋风’，我觉得这个外号还挺好听的。”
“燕姐跟你说了吗？她这学期成绩进步很大，上次月考考了年级前二十。她每天学到很晚，教室熄灯了还点蜡烛看书，被老师说过好几次。但她就是不听，我劝她早点睡，她说‘你管好你的篮球就行’。”
“雷雨是不是在县城挺好的？我上次见他是国庆，他回来的时候瘦了好多，脸都尖了。***在村口等他，眼泪都快掉下来了，雷雨就喊了一声‘奶奶’，然后什么都没说。我看到他眼眶红了，但他忍住了。”
“我有时候放学回家，从那座桥上走，会想起以前我们一起过桥的时候。你总是走最前面，燕姐走最后面。现在桥上就我一个人，风吹过来，桥上的灰扬起来，呛得我直咳嗽。”
“明哥，我上次跟你说过要考过去的。我没有忘。你等着我。”
白开明把信看了三遍。
第一遍看得很快，像是要确认王顺涛还活着、还好好的。第二遍看得很慢，每一个字都读进了心里，王顺涛的声音在他脑子里响起来，那颗歪门牙好像就在他眼前晃。第三遍他只看了一段——最后一段。
“明哥，我上次跟你说过要考过去的。我没有忘。你等着我。”
他拿出信纸，从作业本上撕了一页空白纸，开始写回信。他写了“顺涛”两个字，然后停了笔。他发现自己不太会写信。他擅长的是面对面说话，是拍了拍肩膀、并肩走一段路的那种交流。把想说的话写成字，贴在纸上，装进信封，等上几天才能让对方看到——这件事让他觉得不真实，像隔着玻璃说话，声音被挡住了大半。
他写了一段就停了，把纸揉成一团，扔进纸篓。
过了一会儿又把纸团捡起来，展开，压平，接着写。
“顺涛，我也等你。”
六个字。他的回信比王顺涛的短得多，但王顺涛收到之后，据说是把那封信看了很多遍。这是后来段莉告诉他的，王顺涛把那张纸条压在了自己的枕头底下，每天睡觉前看一眼，像是一种仪式。
十七岁
高二那年暑假，白开明回村的时候，发现村子变了一点。
通往镇上的那条黄泥路铺了水泥，不再是下雨天一脚泥、晴天一身灰的样子了。水泥路又白又平，走在上面没有声音，不像黄泥路那样踩上去嘎吱嘎吱的。白开明走在水泥路上，觉得这条路不是他走了十几年的那条路了。虽然位置没有变，方向没有变，但路面变了，脚感变了，就像一个人换了皮肤，骨头还是那副骨头，但摸上去感觉不一样了。
村小的院子还在，但已经不做教室了。那棵桂花树还在，树**小时候粗了一圈，树冠撑开像一把巨大的伞。铁轨做的钟还挂在树上，但已经很久没有人敲过，表面长了一层锈红，像一件被遗忘了的老物件。
白开明站在桂花树底下，仰头看着那截铁轨。他想起了那个声音——“当——当——当——”，铁棍敲在铁轨上，声音从村东传到村西，从山脚传到山腰，传到每一户人家的灶台边。他已经很久没有听到那个声音了。
段莉也回来了。她暑假一放就回了村，在家里帮忙做农活。白开明去找她的时候，她正在院子里晒豆角。院子里支了三排竹竿，竹竿上挂满了碧绿的豆角，阳光照在豆角表面，泛出一层薄薄的水光。段莉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裙子——不是六岁那件了，这件也是碎花的，但颜色更深一些，花也更大一些。她的头发还是扎着马尾，但马尾比以前低了一些，从头顶落到了脑后，看起来没那么张扬了。
“来了？”段莉头也没抬，继续把豆角一根一根地搭在竹竿上。
“来了。”
“厨房有水，自己倒。”
白开明去厨房倒了碗水，坐在廊下的矮凳上，看段莉晒豆角。阳光从头顶直直地晒下来，段莉的额头上沁出一层细密的汗珠，鬓角的碎发被汗水粘在太阳穴上，她不时用手背擦一下，继续干。
“你就不问我在县城怎么样？”白开明端着碗，喝了一口水。
“你周日在桥上不都说过了吗？”段莉把最后一根豆角搭好，拍了拍手上的灰，转过身来看着他。
“也是。”
段莉坐在另一张矮凳上，跟他隔了三四步的距离。她伸手把扎头发的皮筋扯下来，头发散落在肩膀上，她甩了甩头，把那皮筋重新扎上。整个过程行云流水，像做过一万遍一样熟练。
“杨燕下午会过来。”段莉说。
“嗯。”
“雷雨明天回来。”
“嗯。”
“你表弟王顺涛上个月把脚扭了，打篮球扭的，你知不知道？”
白开明放下碗：“严不严重？”
“不严重，休养了两个星期就好了。他没告诉你？”
白开明想了想，王顺涛最近的来信里确实没提这件事。他在信里只说了篮球赛赢了一场、食堂的酸菜炒肉好吃、杨燕**又进步了，这些鸡毛蒜皮的事。脚扭伤这种大事，他一个字都没提。
“他没说。”白开明说。
段莉看了他一眼，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，像是理解，又像是感慨。她说：“他怕你担心。”
白开明没说话，低下头看着碗里剩下的半碗水。水面平静得像一面镜子，映出他自己的一张脸——比去年黑了一点，下颌线更分明了，眼神也比以前沉了一些。
下午的时候，杨燕果然来了。
白开明在段莉家门口的塘坝上看到了她。杨燕穿着一件白色的T恤，一条深蓝色的长裤，头发剪短了，刚过耳垂的那种短，看起来利落了很多。她走路的样子还是那样，稳稳当当的，一步一步的，好像每一步都经过了计算。
“头发剪了？”白开明问。
“热。”杨燕的回答永远简洁。
她在段莉家坐下来之后，三个人之间的气氛有点微妙。以前他们是一团的，五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没什么话也能很自然地待着。现在是三个人，少了王顺涛和雷雨，像一首歌被抽掉了一个声部，听起来还是那首歌，但味道不一样了。
杨燕话少，段莉也不主动找话说，白开明更不是那种没话找话的人。三个人就这么坐着，听着蝉鸣。段莉家的老屋后面有一片竹林，风穿过竹林的时候发出沙沙的声音，像是无数把细碎的扇子在同时扇动。
“雷雨瘦了很多。”杨燕忽然说了一句。
白开明和段莉同时看向她。杨燕的目光盯着窗外，没有看他们。
“我上次在镇上碰到他，他回来拿东西。他穿的那件T恤空荡荡的，肩胛骨都突出来了。”杨燕的声音很平，像是在陈述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，但她的手在膝盖上攥了一下裤子的布料，那个小动作没有逃过白开明的眼睛。
“重点班压力大，”段莉说，“他本来就是那种什么都憋在心里的人。”
“嗯。”杨燕说。
又沉默了一阵。蝉叫得更响了，像是在跟沉默较劲。
白开明站起来，说了句“我去看看牛”，就往外走。他走到门口的时候，听到段莉在身后对杨燕说：“他也在长身体，过段日子就好了，你别太担心。”
杨燕没有回答，或者回答了但声音太小，白开明没听到。
牛在后山那片草坡上。草坡还是那个草坡，但草没以前那么旺了，有一部分被开成了菜地，种了几垄花生和红薯。白开明找了半天，才在草坡最高处找到了那头牛。
不是他以前牵过的那头了。这头牛更年轻，毛色更亮，胆子也更大。白开明靠近它的时候，它抬起头看了他一眼，眼神里没有那种长辈看晚辈的温柔，只有一种单纯的、不带任何情感的好奇。
白开明蹲下来，捡了一根草，在手指上绕了两圈，然后松开。他看着草茎慢慢弹回原来的形状，就像某些东西被拉长之后，还是会缩回去。不是所有东西都能复原——有些东西拉长了就拉长了，回不去了。
他想起了六岁时第一次牵牛的那个下午。那头牛的眼睛，外婆的手，王顺涛远远跟在后面的小身影。那些画面被时间冲洗了十一年，不但没有褪色，反而越来越清晰，像一张被精心保存的照片。
那时候他以为这样的日子会有很多很多，多到永远过不完。永远是一个很长的词，长到十一岁的他想象不到它的尽头。现在他知道，永远其实没那么长。它结束得比你预想的要快得多，快到你还没来得及说再见，它就已经过去了。
王顺涛那个暑假长高了不少。
白开明站在村口等他的时候，看到一个人从水泥路上走过来，一开始没认出来，走近了才发现是王顺涛。他穿着一双新球鞋，走路比以前稳当了，不再像小时候那样趿拉着凉鞋啪嗒啪嗒地走。他的肩膀也宽了一些，虽然还是比白开明矮了半截，但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矮得那么明显了。
“明哥！”王顺涛喊他的时候，嗓门还是那么大，跟小时候一模一样。
白开明笑了。他发现自己很久没有这样笑过了。在县城的日子里，他不是没笑过，跟同学打球赢了也会笑，**考好了也会笑，但那些笑跟现在这种笑不一样。那种笑是往外喷的，像汽水开瓶时涌出来的气泡，来得快去得也快。这种笑是从底下往上涌的，像井水，安静地、持续地、源源不断地满上来。
王顺涛走近了，白开明伸出手，王顺涛也伸出手。两只手握在一起，握了两秒，然后同时松开。他们不习惯握手，以前从来不需要这个动作，但这种生疏感本身也是重逢的一部分，它提醒着他们，有些东西变了，但他们还在。
“脚好了？”白开明问。
王顺涛愣了一下，随即踢了踢右腿：“你知道了？谁说的？段莉姐？”
“段莉说的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”
王顺涛挠了挠后脑勺，那个动作跟小时候一模一样。他憨憨地笑了笑，说：“又不是什么大事，扭个脚而已。告诉你你就该担心了。”
“我担心你是应该的。”
王顺涛的笑容收了一点，眼睛眨了两下，嘴唇动了一下，像是被这句话触动了某根弦。他低下头，用脚尖在地上画了两个圈，然后抬起头来说：“知道了，下次告诉你。”
白开明拍了拍他的肩膀。这次拍的时候，他发现自己用的力气比去年大了一些。不是故意的，是因为王顺涛的肩膀比以前更厚实了，不经意的力道对现在的他来说正好。
那个暑假，他们五个人终于聚齐了。
雷雨是最后一个到的。他从县城坐车到镇上，又从镇上走回村子。六里路，他走了将近一个小时，不是走不动，是走得很慢。白开明后来问他在路上琢磨什么，雷雨说没琢磨什么，就是走着走着就走慢了。
他确实瘦了很多。两颊凹陷下去，颧骨的线条比以前更突出了，锁骨从T恤领口露出来，像两道浅浅的沟渠。但他的眼睛还是那样，又大又亮，亮到你能在里面看到自己的倒影。
杨燕看到他的时候，表情没有任何变化。她还是在段莉家坐着，雷雨走进来的时候她在喝水，杯子举到嘴边，看到雷雨进门，她的手停了一下，然后继续喝水。整个过程不到一秒，但那一刹那的停顿，像电影里的一个慢镜头，把所有说不出口的情绪都装了进去。
雷雨走到她旁边坐下来，没有说话，只是把手**口袋里，然后掏出一个东西放在桌上——一袋大白兔奶糖，塑料袋包好的。
杨燕看了看那袋奶糖，又看了看雷雨，终于说了一句话：“你瘦太多了。”
雷雨说：“还好。”
杨燕说：“还好什么还好，你看看你的脸。”她的声音比平时大了不少，大到连段莉都侧过头来看了一眼。
雷雨没接话，低下头，嘴角有一个很浅很浅的弧度。
白开明坐在门槛上，背靠着门框，看着屋子里的一切。段莉在厨房里切西瓜，刀落在砧板上的声音又脆又利落。王顺涛在院子里用石头砸核桃，砸开一个就递给白开明一个。雷雨和杨燕坐在屋里，中间隔了一个人的距离，但那个距离不是疏远，是一种小心翼翼的、怕靠太近会惊动什么的那种距离。
西瓜切好了，段莉端着一大盘出来，红色的瓤，绿色的皮，黑色的籽，颜色鲜艳得像一幅画。王顺涛掰了一块最大的递给白开明，白开明没接，把那块最大的拨给了雷雨，雷雨看了他一眼，转手递给了杨燕。杨燕接过去咬了一口，汁水顺着嘴角流下来，她用袖子擦了一下，笑着说了一句：“甜的。”
白开明掰了一块放到嘴里，确实甜的。不是那种腻人的甜，是那种清爽的、嚼两下就化成水的甜，有一股西瓜特有的清香。
他们在院子里吃西瓜，吃完了西瓜嗑南瓜子，嗑完了南瓜子就什么事都不做了，干坐着。太阳从西边照过来，把他们的影子投在院子里的水泥地上，五道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，长到几乎重叠在一起。
“以后我们每年都聚一次。”王顺涛说。
没有人接话。
不是不想接，是不知道该怎么接。每年都聚——这句话听起来简单，但在座的每个人都心知肚明，要做到有多难。高考之后，他们会被风吹向不同的方向，有的人会走得很远，有的人会留得近一些，但没有人能保证每年都能回到这个院子里、坐在这张桌子前，吃西瓜，嗑瓜子，晒太阳。
但王顺涛这句话也没有人反驳。
因为每个人都希望它是真的。哪怕知道它不一定会实现，但还是希望。希望不需要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，希望在说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它自己。
那天晚上，他们在晒谷场上看星星。
晒谷场已经很久没用过了，地面上长了些杂草，从水泥裂缝里钻出来，被月光照得发白。四面八方的虫鸣声编织成一张巨大的网，把他们罩在中间。天上没有一丝云，星星密得像打翻了一碗米，多得让人起鸡皮疙瘩。
白开明躺在晒谷场上，双手枕在脑后，脸对着天。王顺涛躺在他右边，段莉躺在他左边，雷雨和杨燕挨着最边上。五个人一字排开，像五颗被随意撒在地上的豆子。
“这颗是织女星，”段莉伸手指着天上某颗最亮的星星，“那边那颗是牛郎星，中间隔着银河。”
“银河在哪里？”王顺涛问。
“就在这里，”段莉的手臂从左边划到右边，“这一**雾蒙蒙的就是银河。”
“我看不到。”王顺涛眯着眼看了半天。
“你近视了吧。”白开明说。
“我才没有。”
“那你怎么看不到？”
“被你气的。”
白开明拿手肘撞了王顺涛一下，王顺涛笑着躲开，撞到了段莉。段莉正在认真地找星座，被这么一撞，胳膊肘杵到了地上，她“嘶”了一声，然后用腿蹬了王顺涛一脚。王顺涛被蹬得往白开明这边又滚回来，三个人挤作一团，笑出了声。
雷雨和杨燕没参与这场闹剧。杨燕安静地躺在最边上，雷雨安静地躺在她旁边。白开明笑够了之后，抬起头看了一眼，发现雷雨的头不知什么时候偏向了杨燕那边，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从一个人的宽度缩到了半个拳头。
他没说什么，又躺了回去。
夜风从山那边吹过来，带着露水和泥土的味道。晒谷场上的草被风吹得沙沙响，远处的蛙鸣此起彼伏，像一支没有指挥的乐队，每个声部都在自顾自地演奏，合在一起却有一种意外的和谐。
白开明忽然想起了小时候外婆说的话——“明仔，你要记住，不管以后走到哪里，村子都在这里。”
那时候他不懂这句话的意思。村子不就是村子吗？房子、田、山、水塘，这些东西又不会长腿跑掉，怎么会不在这里？现在他懂了，外婆说的不是村子。外婆说的是那些跟村子绑在一起的东西——那些放牛的下午，那些奔跑的上学路，那些在塘坝上的漫长黄昏，那些跟牛一样湿漉漉的、温柔的眼神。
这些东西不会跑掉，但它们需要有人记住。
如果没有人记住，它们就像没有被人看到过的萤火虫，亮过，然后熄灭了，世界上没有任何痕迹留下。
白开明看着头上的银河，银河很亮，亮到好像能听到它流动的声音。那是一条由无数颗星星组成的河，每一颗星星都在燃烧自己，发出光，穿过几万光年的黑暗，落在一个躺在地球上的男孩的眼睛里。
他想，天上的河永远不会干，地下的河有一天会改道。但改道不是消失，它从这条河道流走了，就会从另一条河道流出来。水还是那些水，只是换了地方。
他闭上眼睛。
虫鸣声变得更大了，像潮水一样涌上来，把他淹没了。
十八岁
高考是在六月。
白开明记得那天天气很好，没有下雨，太阳也不烈，天空蓝得像洗过一样。他走进考场的时候，心跳很快，但不是紧张，是一种奇怪的兴奋，像站在起跑线上枪还没响的那一刻，全身的肌肉都已经绷紧了，只等着那一声令下。
语文，数学，英语，文综。
四场**，两天时间，十二年求学生涯的全部重量，压缩在这四个半天里。
最后一门考完的时候，白开明从考场出来，看到校门口挤满了人。有家长，有老师，有记者，有举着相机的，有捧着鲜花的，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某种共同的、巨大的情绪——解脱，期待，不安，希望，所有这些搅在一起，搅成一锅沸腾的粥。
白开明没有在人群里找人。他一个人走到操场边那棵梧桐树下，靠着树干坐下来。这棵梧桐树比他入学的时候又粗了一圈，树皮上的纹路更深了，像老人的皱纹。他坐在树根上，抬头看着枝叶间的天空，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，落在他的脸上，星星点点的。
他想起十四岁那年，也是在这样一棵梧桐树下，他跟王顺涛说“牛总有人放的”。那时候他们十岁，躺在草坡上，以为日子还长得很。
现在他十八岁了。
段莉在**结束后的第二天回了村。白开明是第三天回的。
他背着书包从车站走到村口的时候，天已经快黑了。夏天的天黑得晚，七点多了天边还有一抹暗红色的余晖，把远山的轮廓烧成了一条细细的金线。他走在水泥路上，脚步很沉，不是因为累，是因为他走得很慢。
他在村口看到了王顺涛。
王顺涛坐在村口那块大石头上，看到白开明的身影，从石头上跳下来，站直了等他。白开明走近了，王顺涛问了一句：“考得怎么样？”
白开明想了想说：“还行。”
跟段莉一样。在白开明的词典里，“还行”这个词是从段莉那里学来的，段莉说“还行”就是很好，他说“还行”就是尽力了。王顺涛听懂了，因为他点了点头，脸上的表情从紧张变成了放松，那根绷了一年的弦终于松了。
“你呢？”白开明问。
王顺涛说：“我报了省城的一个大专。”
白开明愣了一下。不是因为他不知道这件事，而是因为王顺涛说这句话的语气太平静了，平静到像是在说今天吃了什么饭。白开明知道王顺涛之前说过要考到县城来，他说过不止一次，他在信里写过，在见面时说过，在电话里也提过。他说“你等着我”的时候，白开明以为他是认真的，以为他一定会来。
但有些事情不是认真就能做到的。
白开明想问“为什么”，但他没有问。因为他知道答案——家庭条件，成绩差距，现实里有一千个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说了“你等着我”的人最终没有来。那些理由不需要被一一列举，它们就在那里，在空气里，在每一个沉默的间隙里，在每一次欲言又止里。
他拍了拍王顺涛的肩膀，这次拍得很轻，像拍一只刚学会飞的鸟，怕用力了会把它从天上拍下来。
段莉的录取通知书来得最早。省城的大学，英语专业。
她收到通知书那天，白开明正好在段莉家。邮递员的摩托车在村口按了两声喇叭，段莉跑出去签收的时候，手在微微发抖。她拿着那个信封走回来的时候，脸上的表情让白开明想起了一个画面——六岁的段莉站在他面前，手里攥着一把野山楂，问“你吃不吃”，那个表情是一样的，都是那种“我已经准备好了，你来吧”的表情。
段莉拆开信封，取出那张薄薄的纸，看完之后把纸递给了白开明。白开明看了一眼，上面写着“段莉同学，你已被我校英语专业录取”。就那么一行字，****，简简单单的，但白开明看着那行字的时候，觉得那不只是字，那是段莉从六岁开始在塘坝上看书、在田埂上拾稻穗、在泥泞的上学路上举着马灯走在前面的那些年月的总和，是所有这些年月被压缩成一行油墨之后的模样。
“恭喜。”白开明说。
段莉把通知书收回去，折好，小心地放回信封里，然后把信封贴在自己胸口，闭上眼睛，站了三秒钟。
睁开眼的时候，她的眼眶有点红。但她没有哭。段莉从六岁起就没在白开明面前哭过，一次都没有。她有一种本事，把所有的情绪都收得很紧，像系得很牢的绳结，你不把绳子拆开就永远不知道里面打了多少个结。
雷雨的通知书也到了。他考上了省城的另一所大学，不是段莉那所，但也在一个城市。不同的学校，同样的城市，中间隔着四十分钟的公交车程。
白开明去找雷雨的时候，雷雨正在家里收拾东西。他的房间很小，一张床，一张桌子，一个衣柜，墙上贴着一张中国地图，地图上用红笔画了几个圈，那些圈的位置白开明看不太懂。
“你以后想去哪里？”白开明靠在门框上问他。
雷雨把一件叠好的T恤放进箱子里，想了想，说了两个字：“随便。”
白开明笑了。这是雷雨式的回答，听起来像是敷衍，但其实是他能给出的最诚实的答案。雷雨不是一个喜欢做长远规划的人，他不是没有想法，而是他的想法太远了——远到说出来的时候像是一个笑话，所以他选择了不说。
白开明自己的录取通知书来得最晚。他是第二批次的，本省的一所师范学院，体育教育专业。
收到通知书那天他在晒谷场上，一个人。他把通知书拆开看了一眼，然后放回信封，揣进口袋里。他走到水塘边上，蹲下来，看水里的倒影。水面上的自己穿过十八年的光阴，跟六岁时第一次站在塘边的那个小男孩重叠在一起。
六岁的白开明看着水牛的眼睛，不知道怕。十八岁的白开明看着水里的自己，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走。
但没关系。他从来都是走一步看一步的人。六岁时牵着牛绳被牛带着走，十八岁时拎着行李被生活带着走。本质没有区别，反正路都在脚下，走就是了。
尾声
离开村子那天，是八月的尾巴。
白开明起得很早，天还没亮。他穿好衣服，叠好被子，把行李箱的拉链拉好，在房间里站了一会儿。这间屋子的每个角落他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——竹床、蚊帐、蚊香盘、那个他从六岁用到十八岁的旧书桌。书桌的桌面上有他用圆珠笔刻下的字，歪歪扭扭的，有些已经被磨得看不清了。他凑近了看，依稀认出来几个字——“白开明”，“牛”，“塘”。
最后一个字他辨认了半天，好像是“跑”。也可能是“路”。也可能是“好”。刻得太浅了，又被灰尘和岁月的磨蹭覆盖了，已经成了只属于他自己的秘密。不必辨认了。
他走出房间，外婆已经在厨房里了。
灶台上的大铁锅里煮着粥，咕嘟咕嘟地冒着泡，米香混着柴火的烟气弥漫在整间厨房里。外婆背对着他，正在灶台前搅动锅里的粥，她的背影佝偻了很多，头发也全白了，像戴了一顶雪白的**。
“外婆。”他喊了一声。
外婆转过身来，看了他一眼，说：“吃了早饭再走。”
粥盛好了，放在桌上了。桌上还摆着一碟咸菜，一碗水煮蛋，蛋壳上还带着裂纹，是外婆特意煮到开裂的那种，好入味。白开明坐下来喝粥，粥很烫，他吹了半天才能入口。外婆坐在他对面，没吃，就看着他吃。
他吃完的时候，外婆说：“把蛋带上。”
“带了。”
“路上吃。”
“嗯。”
他从厨房出来的时候，在门口停了一下，回头看了一眼。外婆还坐在桌边，手放在膝盖上，低着头，看不清表情。灶台上的火还没熄，灶膛里的余烬在一明一灭地闪着红光，像某种古老的、无声的回应。
王顺涛已经在村口等了。
他穿了一件白开明没见过的T恤，胸口印着一个篮球的图案，脚上穿着那双他刷得很干净的球鞋。他站在那里，手插在口袋里，看到白开明走过来的时候，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，犹豫了一下，然后张开了双臂。
白开明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，走上前去，跟王顺涛抱了一下。这个拥抱很短暂，大概只有一两秒，但王顺涛的手在白开明背上拍了两下，那两下拍得很用力，像是要把所有没说出口的话都拍进白开明的骨头里。
“到了省城记得写信。”王顺涛松开的时候说了一句。
“写信太慢了，打电话。”
“打电话贵。”
“那就发消息。”
“我打字慢。”
“那你还是写信吧。”
他们都笑了。笑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，蝉在树上叫得很凶，像是在替他们表达那些不好意思说出口的东西。
段莉来了，后面跟着雷雨和杨燕。
段莉拖着一个拉杆箱，箱子的颜色是深蓝色的，轮子在水泥路上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。她走到白开明面前，伸出手来。白开明以为她要握手，手伸出去一半，段莉却把手里的东西递了过来——一包野山楂。
红艳艳的小果子，用塑料袋装着的，跟六岁那年一模一样。
白开明接过那袋野山楂，捏了一颗放进嘴里。酸的。跟六岁那年一模一样。
“你路上吃。”段莉说。
“嗯。”
“到了以后，我们还在那座桥上见。”段莉补了一句。
白开明眨了眨眼。他忽然想起来，这座桥不是他们碰面的那座桥。桥在县城，他们在村口。段莉说的是桥，但桥不在村口。她说的是那个约定——不管走到哪里，他们都会找到一座桥，在桥头碰面，并肩走一段路，然后各自走向各自的方向。
雷雨走到白开明面前，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，塞进白开明手里——一块乒乓球拍的胶皮，全新的，黑色的，表面有一层保护膜。
“旧的该换了。”雷雨说。
白开明低头看着手里那块胶皮，想说点什么，但喉咙又被堵住了。他想起十二岁那年，雷雨给他的第一块胶皮，他把那块胶皮打废了之后一直没换新的，不是因为买不起，是舍不得换。旧的那块胶皮上有太多痕迹了，每一道磨损都是一次击球的记忆，每一处起泡都是一场值得回味的比赛。
雷雨懂他在想什么，因为雷雨说了一句：“旧的留着。新的用。”
杨燕是最后一个走过来的。她没带东西，没给东西，空着手站在白开明面前，嘴唇动了动，最后只说了一句：“保重。”
两个字。杨燕式的告别。
但白开明注意到她的眼眶是湿的。不是哭过的那种湿，是将哭未哭的那种湿，像清晨草叶上的露水，还没凝成珠，但已经有了湿意。
他想说点什么让气氛轻松一些，但发现自己说不出来。他看着眼前的四个人——王顺涛、段莉、雷雨、杨燕——他们在他的生命里已经存在了十二年，从六岁到十八岁，陪他走过了整整一轮。他记忆里的每一个重要的画面都有他们的身影，他们在他的记忆里就像墙上那棵桂花树一样，根扎得那么深，***会带起一**泥土。
“都别送了，”白开明说，“又不是不回来了。”
王顺涛说：“明年过年肯定回来。”
段莉说：“寒假就回来。”
雷雨点了点头。
杨燕低下头，看着自己的鞋尖，轻声说了一句：“一路顺风。”
白开明转过身，拎起行李箱，大步朝村外走。他走得很快，快到没有给自己回头留余地。水泥路在他脚下延伸，两边的稻田已经开始泛黄，风一吹，稻浪一层一层地翻过去，像金色的海。
他走到水泥路的第一个拐弯处，终于没忍住，回了头。
四个人还站在村口，没有动。段莉的马尾在风中轻轻晃着，王顺涛把手高举过头顶在摇，雷雨把眼镜取下来擦了擦又戴上去，杨燕站得最远，但她的目光一直追着他。
白开明也举起手，摇了摇。
然后他转过身，继续走。
他越走越远，村子在他身后越来越小，先是变成了一团模糊的青灰色，然后变成了山坳里一小块不起眼的凹陷，最后被山体完全遮住了。
白开明没有再回头。
他把手伸进口袋，摸到了那袋野山楂。山楂的袋子发出细碎的摩擦声，那种声音让他想起六岁时牵着牛绳走过塘坝的每一个下午。牛蹄踩在地上闷闷的声响，外婆在身后的叮嘱，王顺涛远远跟着的脚步声，段莉在塘坝上数萤火虫的声音，雷雨用树枝在地上画圆的沙沙声，杨燕翻书页的哗哗声——所有这些声音都还在，它们没有消失，它们只是从耳朵里搬进了心里，在那里安了家，住了下来，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，永远不会离开。
白开明深吸了一口气，加快脚步。
远方的路还很长，但没关系。
他心里一直装着一头认得路的水牛，和四个陪他走过整段童年的人。
风吹过来，带着稻田的清香。
他朝着风的方向，走远了。
“你每次都到得比我早。”
“我没有等你，我在看书。”
白开明知道她在看书，但她也确实在等他。这两件事在段莉身上从不矛盾，她可以在做一件事的同时，把另一件事也做得很好。不像他，他在打乒乓球的时候什么都想不起来，连肚子饿都忘了。
他们沿着河堤走，走得不快不慢。段莉跟他讲学校的英语课，讲她的英语老师上课全英文授课，讲她第一次没听懂的时候急得手心出汗。她讲这些事情的时候语气很平，像是在念课文，但白开明听得出来她其实是兴奋的——那种终于遇到了一个需要踮起脚尖才能够到的挑战时的兴奋。
白开明跟她讲学校的事，讲乒乓球校队选拔他进了正选名单，讲他的同桌那个“哦”的尾音拐了两个弯。段莉听到这里忍不住笑了一下，不是嘲笑，是真的觉得有意思。
“你同桌肯定没恶意，”段莉说，“县城的人说话就是那样的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那你好好打你的球。”
“嗯。”
他们在河堤上走了一个来回，然后段莉说她要回去写作业了，白开明说好。两个人各自走向各自的方向，背影在河堤上越拉越长，最后消失在各自的拐角处。
白开明走了十几步，忽然停下来，回头看了一眼。段莉已经走远了，只剩下一个很小的蓝白色身影，在河堤的尽头渐渐地缩小成一个点。
他转过头，继续走。
雷雨跟白开明在同一所学校，不同班，宿舍隔了两层楼。
按理说他们应该常见面，但事实上他们只在周末碰头。不是不想见，是学校的节奏太快了，早自习、上课、午休、上课、晚自习，一天被切成一块一块的，每块都填得满满当当，连喘口气的间隙都被计算好了。
雷雨在重点班。重点班在四楼，白开明的普通班在三楼。从三楼走到四楼只需要十几步台阶，但白开明第一次去找雷雨的时候，发现四楼的走廊比三楼的安静得多，安静到走路的声音都会在墙壁之间来回反弹，像做了什么亏心事。
雷雨从教室里出来的时候，白开明差点没认出他。
雷雨戴了眼镜。
不是那种粗框的潮牌眼镜，是一副很朴素的银色金属框眼镜，镜片后面那双原本就很大的眼睛被放大了，显得更亮、更深，像两口被雨水注满的井。
“什么时候戴的？”白开明问。
“开学前，”雷雨的声音还是那么轻，“看不清黑板。”
“你之前怎么不说？”
雷雨没回答。他靠着走廊的栏杆，低头看着楼下的花坛，花坛里种着几棵矮矮的映山红，花期已经过了，只剩下绿油油的叶子。白开明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，什么也没看到。
他们站了一会儿，上课铃响了。雷雨说了句“我先回去了”，转身进了教室。白开明在走廊上多站了几秒，看着雷雨的背影消失在教室门口，然后下了楼。
他忽然觉得，有些事情正在发生，而他说不清楚是什么。
王顺涛的信来得比他预想的要早。
信封是那种最普通的白色信封，上面写着“白开明收”三个字，字迹歪歪扭扭的，跟王顺涛这个人一样，一看就不是那种工工整整的人。白开明拆信的时候手有点抖，说不上是激动还是什么别的情绪，就是一种很久没听到王顺涛的声音之后，忽然看到他的字迹时的那种踏实感。
信的内容不长，写在那种印着红线的信纸上，一共三页，每页都写得很满。
“明哥，我最近在练篮球。镇上的中学有篮球场，比以前村小那个大得多。我投篮不准，但跑得快，他们叫我‘小旋风’，我觉得这个外号还挺好听的。”
“燕姐跟你说了吗？她这学期成绩进步很大，上次月考考了年级前二十。她每天学到很晚，教室熄灯了还点蜡烛看书，被老师说过好几次。但她就是不听，我劝她早点睡，她说‘你管好你的篮球就行’。”
“雷雨是不是在县城挺好的？我上次见他是国庆，他回来的时候瘦了好多，脸都尖了。***在村口等他，眼泪都快掉下来了，雷雨就喊了一声‘奶奶’，然后什么都没说。我看到他眼眶红了，但他忍住了。”
“我有时候放学回家，从那座桥上走，会想起以前我们一起过桥的时候。你总是走最前面，燕姐走最后面。现在桥上就我一个人，风吹过来，桥上的灰扬起来，呛得我直咳嗽。”
“明哥，我上次跟你说过要考过去的。我没有忘。你等着我。”
白开明把信看了三遍。
第一遍看得很快，像是要确认王顺涛还活着、还好好的。第二遍看得很慢，每一个字都读进了心里，王顺涛的声音在他脑子里响起来，那颗歪门牙好像就在他眼前晃。第三遍他只看了一段——最后一段。
“明哥，我上次跟你说过要考过去的。我没有忘。你等着我。”
他拿出信纸，从作业本上撕了一页空白纸，开始写回信。他写了“顺涛”两个字，然后停了笔。他发现自己不太会写信。他擅长的是面对面说话，是拍了拍肩膀、并肩走一段路的那种交流。把想说的话写成字，贴在纸上，装进信封，等上几天才能让对方看到——这件事让他觉得不真实，像隔着玻璃说话，声音被挡住了大半。
他写了一段就停了，把纸揉成一团，扔进纸篓。
过了一会儿又把纸团捡起来，展开，压平，接着写。
“顺涛，我也等你。”
六个字。他的回信比王顺涛的短得多，但王顺涛收到之后，据说是把那封信看了很多遍。这是后来段莉告诉他的，王顺涛把那张纸条压在了自己的枕头底下，每天睡觉前看一眼，像是一种仪式。
十七岁
高二那年暑假，白开明回村的时候，发现村子变了一点。
通往镇上的那条黄泥路铺了水泥，不再是下雨天一脚泥、晴天一身灰的样子了。水泥路又白又平，走在上面没有声音，不像黄泥路那样踩上去嘎吱嘎吱的。白开明走在水泥路上，觉得这条路不是他走了十几年的那条路了。虽然位置没有变，方向没有变，但路面变了，脚感变了，就像一个人换了皮肤，骨头还是那副骨头，但摸上去感觉不一样了。
村小的院子还在，但已经不做教室了。那棵桂花树还在，树**小时候粗了一圈，树冠撑开像一把巨大的伞。铁轨做的钟还挂在树上，但已经很久没有人敲过，表面长了一层锈红，像一件被遗忘了的老物件。
白开明站在桂花树底下，仰头看着那截铁轨。他想起了那个声音——“当——当——当——”，铁棍敲在铁轨上，声音从村东传到村西，从山脚传到山腰，传到每一户人家的灶台边。他已经很久没有听到那个声音了。
段莉也回来了。她暑假一放就回了村，在家里帮忙做农活。白开明去找她的时候，她正在院子里晒豆角。院子里支了三排竹竿，竹竿上挂满了碧绿的豆角，阳光照在豆角表面，泛出一层薄薄的水光。段莉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裙子——不是六岁那件了，这件也是碎花的，但颜色更深一些，花也更大一些。她的头发还是扎着马尾，但马尾比以前低了一些，从头顶落到了脑后，看起来没那么张扬了。
“来了？”段莉头也没抬，继续把豆角一根一根地搭在竹竿上。
“来了。”
“厨房有水，自己倒。”
白开明去厨房倒了碗水，坐在廊下的矮凳上，看段莉晒豆角。阳光从头顶直直地晒下来，段莉的额头上沁出一层细密的汗珠，鬓角的碎发被汗水粘在太阳穴上，她不时用手背擦一下，继续干。
“你就不问我在县城怎么样？”白开明端着碗，喝了一口水。
“你周日在桥上不都说过了吗？”段莉把最后一根豆角搭好，拍了拍手上的灰，转过身来看着他。
“也是。”
段莉坐在另一张矮凳上，跟他隔了三四步的距离。她伸手把扎头发的皮筋扯下来，头发散落在肩膀上，她甩了甩头，把那皮筋重新扎上。整个过程行云流水，像做过一万遍一样熟练。
“杨燕下午会过来。”段莉说。
“嗯。”
“雷雨明天回来。”
“嗯。”
“你表弟王顺涛上个月把脚扭了，打篮球扭的，你知不知道？”
白开明放下碗：“严不严重？”
“不严重，休养了两个星期就好了。他没告诉你？”
白开明想了想，王顺涛最近的来信里确实没提这件事。他在信里只说了篮球赛赢了一场、食堂的酸菜炒肉好吃、杨燕**又进步了，这些鸡毛蒜皮的事。脚扭伤这种大事，他一个字都没提。
“他没说。”白开明说。
段莉看了他一眼，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，像是理解，又像是感慨。她说：“他怕你担心。”
白开明没说话，低下头看着碗里剩下的半碗水。水面平静得像一面镜子，映出他自己的一张脸——比去年黑了一点，下颌线更分明了，眼神也比以前沉了一些。
下午的时候，杨燕果然来了。
白开明在段莉家门口的塘坝上看到了她。杨燕穿着一件白色的T恤，一条深蓝色的长裤，头发剪短了，刚过耳垂的那种短，看起来利落了很多。她走路的样子还是那样，稳稳当当的，一步一步的，好像每一步都经过了计算。
“头发剪了？”白开明问。
“热。”杨燕的回答永远简洁。
她在段莉家坐下来之后，三个人之间的气氛有点微妙。以前他们是一团的，五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没什么话也能很自然地待着。现在是三个人，少了王顺涛和雷雨，像一首歌被抽掉了一个声部，听起来还是那首歌，但味道不一样了。
杨燕话少，段莉也不主动找话说，白开明更不是那种没话找话的人。三个人就这么坐着，听着蝉鸣。段莉家的老屋后面有一片竹林，风穿过竹林的时候发出沙沙的声音，像是无数把细碎的扇子在同时扇动。
“雷雨瘦了很多。”杨燕忽然说了一句。
白开明和段莉同时看向她。杨燕的目光盯着窗外，没有看他们。
“我上次在镇上碰到他，他回来拿东西。他穿的那件T恤空荡荡的，肩胛骨都突出来了。”杨燕的声音很平，像是在陈述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，但她的手在膝盖上攥了一下裤子的布料，那个小动作没有逃过白开明的眼睛。
“重点班压力大，”段莉说，“他本来就是那种什么都憋在心里的人。”
“嗯。”杨燕说。
又沉默了一阵。蝉叫得更响了，像是在跟沉默较劲。
白开明站起来，说了句“我去看看牛”，就往外走。他走到门口的时候，听到段莉在身后对杨燕说：“他也在长身体，过段日子就好了，你别太担心。”
杨燕没有回答，或者回答了但声音太小，白开明没听到。
牛在后山那片草坡上。草坡还是那个草坡，但草没以前那么旺了，有一部分被开成了菜地，种了几垄花生和红薯。白开明找了半天，才在草坡最高处找到了那头牛。
不是他以前牵过的那头了。这头牛更年轻，毛色更亮，胆子也更大。白开明靠近它的时候，它抬起头看了他一眼，眼神里没有那种长辈看晚辈的温柔，只有一种单纯的、不带任何情感的好奇。
白开明蹲下来，捡了一根草，在手指上绕了两圈，然后松开。他看着草茎慢慢弹回原来的形状，就像某些东西被拉长之后，还是会缩回去。不是所有东西都能复原——有些东西拉长了就拉长了，回不去了。
他想起了六岁时第一次牵牛的那个下午。那头牛的眼睛，外婆的手，王顺涛远远跟在后面的小身影。那些画面被时间冲洗了十一年，不但没有褪色，反而越来越清晰，像一张被精心保存的照片。
那时候他以为这样的日子会有很多很多，多到永远过不完。永远是一个很长的词，长到十一岁的他想象不到它的尽头。现在他知道，永远其实没那么长。它结束得比你预想的要快得多，快到你还没来得及说再见，它就已经过去了。
王顺涛那个暑假长高了不少。
白开明站在村口等他的时候，看到一个人从水泥路上走过来，一开始没认出来，走近了才发现是王顺涛。他穿着一双新球鞋，走路比以前稳当了，不再像小时候那样趿拉着凉鞋啪嗒啪嗒地走。他的肩膀也宽了一些，虽然还是比白开明矮了半截，但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矮得那么明显了。
“明哥！”王顺涛喊他的时候，嗓门还是那么大，跟小时候一模一样。
白开明笑了。他发现自己很久没有这样笑过了。在县城的日子里，他不是没笑过，跟同学打球赢了也会笑，**考好了也会笑，但那些笑跟现在这种笑不一样。那种笑是往外喷的，像汽水开瓶时涌出来的气泡，来得快去得也快。这种笑是从底下往上涌的，像井水，安静地、持续地、源源不断地满上来。
王顺涛走近了，白开明伸出手，王顺涛也伸出手。两只手握在一起，握了两秒，然后同时松开。他们不习惯握手，以前从来不需要这个动作，但这种生疏感本身也是重逢的一部分，它提醒着他们，有些东西变了，但他们还在。
“脚好了？”白开明问。
王顺涛愣了一下，随即踢了踢右腿：“你知道了？谁说的？段莉姐？”
“段莉说的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”
王顺涛挠了挠后脑勺，那个动作跟小时候一模一样。他憨憨地笑了笑，说：“又不是什么大事，扭个脚而已。告诉你你就该担心了。”
“我担心你是应该的。”
王顺涛的笑容收了一点，眼睛眨了两下，嘴唇动了一下，像是被这句话触动了某根弦。他低下头，用脚尖在地上画了两个圈，然后抬起头来说：“知道了，下次告诉你。”
白开明拍了拍他的肩膀。这次拍的时候，他发现自己用的力气比去年大了一些。不是故意的，是因为王顺涛的肩膀比以前更厚实了，不经意的力道对现在的他来说正好。
那个暑假，他们五个人终于聚齐了。
雷雨是最后一个到的。他从县城坐车到镇上，又从镇上走回村子。六里路，他走了将近一个小时，不是走不动，是走得很慢。白开明后来问他在路上琢磨什么，雷雨说没琢磨什么，就是走着走着就走慢了。
他确实瘦了很多。两颊凹陷下去，颧骨的线条比以前更突出了，锁骨从T恤领口露出来，像两道浅浅的沟渠。但他的眼睛还是那样，又大又亮，亮到你能在里面看到自己的倒影。
杨燕看到他的时候，表情没有任何变化。她还是在段莉家坐着，雷雨走进来的时候她在喝水，杯子举到嘴边，看到雷雨进门，她的手停了一下，然后继续喝水。整个过程不到一秒，但那一刹那的停顿，像电影里的一个慢镜头，把所有说不出口的情绪都装了进去。
雷雨走到她旁边坐下来，没有说话，只是把手**口袋里，然后掏出一个东西放在桌上——一袋大白兔奶糖，塑料袋包好的。
杨燕看了看那袋奶糖，又看了看雷雨，终于说了一句话：“你瘦太多了。”
雷雨说：“还好。”
杨燕说：“还好什么还好，你看看你的脸。”她的声音比平时大了不少，大到连段莉都侧过头来看了一眼。
雷雨没接话，低下头，嘴角有一个很浅很浅的弧度。
白开明坐在门槛上，背靠着门框，看着屋子里的一切。段莉在厨房里切西瓜，刀落在砧板上的声音又脆又利落。王顺涛在院子里用石头砸核桃，砸开一个就递给白开明一个。雷雨和杨燕坐在屋里，中间隔了一个人的距离，但那个距离不是疏远，是一种小心翼翼的、怕靠太近会惊动什么的那种距离。
西瓜切好了，段莉端着一大盘出来，红色的瓤，绿色的皮，黑色的籽，颜色鲜艳得像一幅画。王顺涛掰了一块最大的递给白开明，白开明没接，把那块最大的拨给了雷雨，雷雨看了他一眼，转手递给了杨燕。杨燕接过去咬了一口，汁水顺着嘴角流下来，她用袖子擦了一下，笑着说了一句：“甜的。”
白开明掰了一块放到嘴里，确实甜的。不是那种腻人的甜，是那种清爽的、嚼两下就化成水的甜，有一股西瓜特有的清香。
他们在院子里吃西瓜，吃完了西瓜嗑南瓜子，嗑完了南瓜子就什么事都不做了，干坐着。太阳从西边照过来，把他们的影子投在院子里的水泥地上，五道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，长到几乎重叠在一起。
“以后我们每年都聚一次。”王顺涛说。
没有人接话。
不是不想接，是不知道该怎么接。每年都聚——这句话听起来简单，但在座的每个人都心知肚明，要做到有多难。高考之后，他们会被风吹向不同的方向，有的人会走得很远，有的人会留得近一些，但没有人能保证每年都能回到这个院子里、坐在这张桌子前，吃西瓜，嗑瓜子，晒太阳。
但王顺涛这句话也没有人反驳。
因为每个人都希望它是真的。哪怕知道它不一定会实现，但还是希望。希望不需要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，希望在说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它自己。
那天晚上，他们在晒谷场上看星星。
晒谷场已经很久没用过了，地面上长了些杂草，从水泥裂缝里钻出来，被月光照得发白。四面八方的虫鸣声编织成一张巨大的网，把他们罩在中间。天上没有一丝云，星星密得像打翻了一碗米，多得让人起鸡皮疙瘩。
白开明躺在晒谷场上，双手枕在脑后，脸对着天。王顺涛躺在他右边，段莉躺在他左边，雷雨和杨燕挨着最边上。五个人一字排开，像五颗被随意撒在地上的豆子。
“这颗是织女星，”段莉伸手指着天上某颗最亮的星星，“那边那颗是牛郎星，中间隔着银河。”
“银河在哪里？”王顺涛问。
“就在这里，”段莉的手臂从左边划到右边，“这一**雾蒙蒙的就是银河。”
“我看不到。”王顺涛眯着眼看了半天。
“你近视了吧。”白开明说。
“我才没有。”
“那你怎么看不到？”
“被你气的。”
白开明拿手肘撞了王顺涛一下，王顺涛笑着躲开，撞到了段莉。段莉正在认真地找星座，被这么一撞，胳膊肘杵到了地上，她“嘶”了一声，然后用腿蹬了王顺涛一脚。王顺涛被蹬得往白开明这边又滚回来，三个人挤作一团，笑出了声。
雷雨和杨燕没参与这场闹剧。杨燕安静地躺在最边上，雷雨安静地躺在她旁边。白开明笑够了之后，抬起头看了一眼，发现雷雨的头不知什么时候偏向了杨燕那边，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从一个人的宽度缩到了半个拳头。
他没说什么，又躺了回去。
夜风从山那边吹过来，带着露水和泥土的味道。晒谷场上的草被风吹得沙沙响，远处的蛙鸣此起彼伏，像一支没有指挥的乐队，每个声部都在自顾自地演奏，合在一起却有一种意外的和谐。
白开明忽然想起了小时候外婆说的话——“明仔，你要记住，不管以后走到哪里，村子都在这里。”
那时候他不懂这句话的意思。村子不就是村子吗？房子、田、山、水塘，这些东西又不会长腿跑掉，怎么会不在这里？现在他懂了，外婆说的不是村子。外婆说的是那些跟村子绑在一起的东西——那些放牛的下午，那些奔跑的上学路，那些在塘坝上的漫长黄昏，那些跟牛一样湿漉漉的、温柔的眼神。
这些东西不会跑掉，但它们需要有人记住。
如果没有人记住，它们就像没有被人看到过的萤火虫，亮过，然后熄灭了，世界上没有任何痕迹留下。
白开明看着头上的银河，银河很亮，亮到好像能听到它流动的声音。那是一条由无数颗星星组成的河，每一颗星星都在燃烧自己，发出光，穿过几万光年的黑暗，落在一个躺在地球上的男孩的眼睛里。
他想，天上的河永远不会干，地下的河有一天会改道。但改道不是消失，它从这条河道流走了，就会从另一条河道流出来。水还是那些水，只是换了地方。
他闭上眼睛。
虫鸣声变得更大了，像潮水一样涌上来，把他淹没了。
十八岁
高考是在六月。
白开明记得那天天气很好，没有下雨，太阳也不烈，天空蓝得像洗过一样。他走进考场的时候，心跳很快，但不是紧张，是一种奇怪的兴奋，像站在起跑线上枪还没响的那一刻，全身的肌肉都已经绷紧了，只等着那一声令下。
语文，数学，英语，文综。
四场**，两天时间，十二年求学生涯的全部重量，压缩在这四个半天里。
最后一门考完的时候，白开明从考场出来，看到校门口挤满了人。有家长，有老师，有记者，有举着相机的，有捧着鲜花的，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某种共同的、巨大的情绪——解脱，期待，不安，希望，所有这些搅在一起，搅成一锅沸腾的粥。
白开明没有在人群里找人。他一个人走到操场边那棵梧桐树下，靠着树干坐下来。这棵梧桐树比他入学的时候又粗了一圈，树皮上的纹路更深了，像老人的皱纹。他坐在树根上，抬头看着枝叶间的天空，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，落在他的脸上，星星点点的。
他想起十四岁那年，也是在这样一棵梧桐树下，他跟王顺涛说“牛总有人放的”。那时候他们十岁，躺在草坡上，以为日子还长得很。
现在他十八岁了。
段莉在**结束后的第二天回了村。白开明是第三天回的。
他背着书包从车站走到村口的时候，天已经快黑了。夏天的天黑得晚，七点多了天边还有一抹暗红色的余晖，把远山的轮廓烧成了一条细细的金线。他走在水泥路上，脚步很沉，不是因为累，是因为他走得很慢。
他在村口看到了王顺涛。
王顺涛坐在村口那块大石头上，看到白开明的身影，从石头上跳下来，站直了等他。白开明走近了，王顺涛问了一句：“考得怎么样？”
白开明想了想说：“还行。”
跟段莉一样。在白开明的词典里，“还行”这个词是从段莉那里学来的，段莉说“还行”就是很好，他说“还行”就是尽力了。王顺涛听懂了，因为他点了点头，脸上的表情从紧张变成了放松，那根绷了一年的弦终于松了。
“你呢？”白开明问。
王顺涛说：“我报了省城的一个大专。”
白开明愣了一下。不是因为他不知道这件事，而是因为王顺涛说这句话的语气太平静了，平静到像是在说今天吃了什么饭。白开明知道王顺涛之前说过要考到县城来，他说过不止一次，他在信里写过，在见面时说过，在电话里也提过。他说“你等着我”的时候，白开明以为他是认真的，以为他一定会来。
但有些事情不是认真就能做到的。
白开明想问“为什么”，但他没有问。因为他知道答案——家庭条件，成绩差距，现实里有一千个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说了“你等着我”的人最终没有来。那些理由不需要被一一列举，它们就在那里，在空气里，在每一个沉默的间隙里，在每一次欲言又止里。
他拍了拍王顺涛的肩膀，这次拍得很轻，像拍一只刚学会飞的鸟，怕用力了会把它从天上拍下来。
段莉的录取通知书来得最早。省城的大学，英语专业。
她收到通知书那天，白开明正好在段莉家。邮递员的摩托车在村口按了两声喇叭，段莉跑出去签收的时候，手在微微发抖。她拿着那个信封走回来的时候，脸上的表情让白开明想起了一个画面——六岁的段莉站在他面前，手里攥着一把野山楂，问“你吃不吃”，那个表情是一样的，都是那种“我已经准备好了，你来吧”的表情。
段莉拆开信封，取出那张薄薄的纸，看完之后把纸递给了白开明。白开明看了一眼，上面写着“段莉同学，你已被我校英语专业录取”。就那么一行字，****，简简单单的，但白开明看着那行字的时候，觉得那不只是字，那是段莉从六岁开始在塘坝上看书、在田埂上拾稻穗、在泥泞的上学路上举着马灯走在前面的那些年月的总和，是所有这些年月被压缩成一行油墨之后的模样。
“恭喜。”白开明说。
段莉把通知书收回去，折好，小心地放回信封里，然后把信封贴在自己胸口，闭上眼睛，站了三秒钟。
睁开眼的时候，她的眼眶有点红。但她没有哭。段莉从六岁起就没在白开明面前哭过，一次都没有。她有一种本事，把所有的情绪都收得很紧，像系得很牢的绳结，你不把绳子拆开就永远不知道里面打了多少个结。
雷雨的通知书也到了。他考上了省城的另一所大学，不是段莉那所，但也在一个城市。不同的学校，同样的城市，中间隔着四十分钟的公交车程。
白开明去找雷雨的时候，雷雨正在家里收拾东西。他的房间很小，一张床，一张桌子，一个衣柜，墙上贴着一张中国地图，地图上用红笔画了几个圈，那些圈的位置白开明看不太懂。
“你以后想去哪里？”白开明靠在门框上问他。
雷雨把一件叠好的T恤放进箱子里，想了想，说了两个字：“随便。”
白开明笑了。这是雷雨式的回答，听起来像是敷衍，但其实是他能给出的最诚实的答案。雷雨不是一个喜欢做长远规划的人，他不是没有想法，而是他的想法太远了——远到说出来的时候像是一个笑话，所以他选择了不说。
白开明自己的录取通知书来得最晚。他是第二批次的，本省的一所师范学院，体育教育专业。
收到通知书那天他在晒谷场上，一个人。他把通知书拆开看了一眼，然后放回信封，揣进口袋里。他走到水塘边上，蹲下来，看水里的倒影。水面上的自己穿过十八年的光阴，跟六岁时第一次站在塘边的那个小男孩重叠在一起。
六岁的白开明看着水牛的眼睛，不知道怕。十八岁的白开明看着水里的自己，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走。
但没关系。他从来都是走一步看一步的人。六岁时牵着牛绳被牛带着走，十八岁时拎着行李被生活带着走。本质没有区别，反正路都在脚下，走就是了。
尾声
离开村子那天，是八月的尾巴。
白开明起得很早，天还没亮。他穿好衣服，叠好被子，把行李箱的拉链拉好，在房间里站了一会儿。这间屋子的每个角落他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——竹床、蚊帐、蚊香盘、那个他从六岁用到十八岁的旧书桌。书桌的桌面上有他用圆珠笔刻下的字，歪歪扭扭的，有些已经被磨得看不清了。他凑近了看，依稀认出来几个字——“白开明”，“牛”，“塘”。
最后一个字他辨认了半天，好像是“跑”。也可能是“路”。也可能是“好”。刻得太浅了，又被灰尘和岁月的磨蹭覆盖了，已经成了只属于他自己的秘密。不必辨认了。
他走出房间，外婆已经在厨房里了。
灶台上的大铁锅里煮着粥，咕嘟咕嘟地冒着泡，米香混着柴火的烟气弥漫在整间厨房里。外婆背对着他，正在灶台前搅动锅里的粥，她的背影佝偻了很多，头发也全白了，像戴了一顶雪白的**。
“外婆。”他喊了一声。
外婆转过身来，看了他一眼，说：“吃了早饭再走。”
粥盛好了，放在桌上了。桌上还摆着一碟咸菜，一碗水煮蛋，蛋壳上还带着裂纹，是外婆特意煮到开裂的那种，好入味。白开明坐下来喝粥，粥很烫，他吹了半天才能入口。外婆坐在他对面，没吃，就看着他吃。
他吃完的时候，外婆说：“把蛋带上。”
“带了。”
“路上吃。”
“嗯。”
他从厨房出来的时候，在门口停了一下，回头看了一眼。外婆还坐在桌边，手放在膝盖上，低着头，看不清表情。灶台上的火还没熄，灶膛里的余烬在一明一灭地闪着红光，像某种古老的、无声的回应。
王顺涛已经在村口等了。
他穿了一件白开明没见过的T恤，胸口印着一个篮球的图案，脚上穿着那双他刷得很干净的球鞋。他站在那里，手插在口袋里，看到白开明走过来的时候，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，犹豫了一下，然后张开了双臂。
白开明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，走上前去，跟王顺涛抱了一下。这个拥抱很短暂，大概只有一两秒，但王顺涛的手在白开明背上拍了两下，那两下拍得很用力，像是要把所有没说出口的话都拍进白开明的骨头里。
“到了省城记得写信。”王顺涛松开的时候说了一句。
“写信太慢了，打电话。”
“打电话贵。”
“那就发消息。”
“我打字慢。”
“那你还是写信吧。”
他们都笑了。笑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，蝉在树上叫得很凶，像是在替他们表达那些不好意思说出口的东西。
段莉来了，后面跟着雷雨和杨燕。
段莉拖着一个拉杆箱，箱子的颜色是深蓝色的，轮子在水泥路上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。她走到白开明面前，伸出手来。白开明以为她要握手，手伸出去一半，段莉却把手里的东西递了过来——一包野山楂。
红艳艳的小果子，用塑料袋装着的，跟六岁那年一模一样。
白开明接过那袋野山楂，捏了一颗放进嘴里。酸的。跟六岁那年一模一样。
“你路上吃。”段莉说。
“嗯。”
“到了以后，我们还在那座桥上见。”段莉补了一句。
白开明眨了眨眼。他忽然想起来，这座桥不是他们碰面的那座桥。桥在县城，他们在村口。段莉说的是桥，但桥不在村口。她说的是那个约定——不管走到哪里，他们都会找到一座桥，在桥头碰面，并肩走一段路，然后各自走向各自的方向。
雷雨走到白开明面前，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，塞进白开明手里——一块乒乓球拍的胶皮，全新的，黑色的，表面有一层保护膜。
“旧的该换了。”雷雨说。
白开明低头看着手里那块胶皮，想说点什么，但喉咙又被堵住了。他想起十二岁那年，雷雨给他的第一块胶皮，他把那块胶皮打废了之后一直没换新的，不是因为买不起，是舍不得换。旧的那块胶皮上有太多痕迹了，每一道磨损都是一次击球的记忆，每一处起泡都是一场值得回味的比赛。
雷雨懂他在想什么，因为雷雨说了一句：“旧的留着。新的用。”
杨燕是最后一个走过来的。她没带东西，没给东西，空着手站在白开明面前，嘴唇动了动，最后只说了一句：“保重。”
两个字。杨燕式的告别。
但白开明注意到她的眼眶是湿的。不是哭过的那种湿，是将哭未哭的那种湿，像清晨草叶上的露水，还没凝成珠，但已经有了湿意。
他想说点什么让气氛轻松一些，但发现自己说不出来。他看着眼前的四个人——王顺涛、段莉、雷雨、杨燕——他们在他的生命里已经存在了十二年，从六岁到十八岁，陪他走过了整整一轮。他记忆里的每一个重要的画面都有他们的身影，他们在他的记忆里就像墙上那棵桂花树一样，根扎得那么深，***会带起一**泥土。
“都别送了，”白开明说，“又不是不回来了。”
王顺涛说：“明年过年肯定回来。”
段莉说：“寒假就回来。”
雷雨点了点头。
杨燕低下头，看着自己的鞋尖，轻声说了一句：“一路顺风。”
白开明转过身，拎起行李箱，大步朝村外走。他走得很快，快到没有给自己回头留余地。水泥路在他脚下延伸，两边的稻田已经开始泛黄，风一吹，稻浪一层一层地翻过去，像金色的海。
他走到水泥路的第一个拐弯处，终于没忍住，回了头。
四个人还站在村口，没有动。段莉的马尾在风中轻轻晃着，王顺涛把手高举过头顶在摇，雷雨把眼镜取下来擦了擦又戴上去，杨燕站得最远，但她的目光一直追着他。
白开明也举起手，摇了摇。
然后他转过身，继续走。
他越走越远，村子在他身后越来越小，先是变成了一团模糊的青灰色，然后变成了山坳里一小块不起眼的凹陷，最后被山体完全遮住了。
白开明没有再回头。
他把手伸进口袋，摸到了那袋野山楂。山楂的袋子发出细碎的摩擦声，那种声音让他想起六岁时牵着牛绳走过塘坝的每一个下午。牛蹄踩在地上闷闷的声响，外婆在身后的叮嘱，王顺涛远远跟着的脚步声，段莉在塘坝上数萤火虫的声音，雷雨用树枝在地上画圆的沙沙声，杨燕翻书页的哗哗声——所有这些声音都还在，它们没有消失，它们只是从耳朵里搬进了心里，在那里安了家，住了下来，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，永远不会离开。
白开明深吸了一口气，加快脚步。
远方的路还很长，但没关系。
他心里一直装着一头认得路的水牛，和四个陪他走过整段童年的人。
风吹过来，带着稻田的清香。
他朝着风的方向，走远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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