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章
昆明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，就像六月里那场说下就下的雷阵雨。，是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下午传到村里的。，晒得水泥路发烫，知了叫得人心烦意乱。王顺涛正在镇上的一家汽修店打工，满手油污地钻在车底下拧一颗螺丝，手机在工装裤口袋里震了三回他才感觉到。他爬出来，在裤子上蹭了蹭手，掏出手机一看——七个未接来电，全是杨燕打的。，杨燕的声音不像平时那样稳。她的语速比平时快了一倍，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：“白开明和段莉不见了。两家人都联系不上。”。手机差点从沾满机油的手掌里滑出去。“什么叫不见了？”他的声音猛地拔高，汽修店里的其他人都朝他看过来。“昨天白开明**打电话给他，手机关机。打给段莉，也关机。以为没什么事，今天早上再打，还是关机。两家人都急了，白开明妈已经到镇上了，正要去***。”杨燕说到这里，停了一下，像是在稳住自己的呼吸，“白开明前天晚上跟家里说过要去什么地方，但没说清楚，**只听到‘火车’两个字，以为是去省城找你或者找雷雨。结果问了雷雨，雷雨说没有，白开明没跟他联系过。”。他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：“他们俩一起走的？应该是。段莉走之前跟**说要出去玩几天，**问跟谁，她说跟同学。**没多问。现在想来，那个‘同学’就是白开明。去哪了？没人知道。”，用了半分钟洗掉手上的机油，骑上店里的电动车就往白开明家赶。，吹得他胸口发凉。他想不明白白开明为什么会失联。他认识白开明快二十年了，白开明不是那种不负责任的人。就算是小时候去后山抓兔子、去河里游泳、去偷隔壁村的枇杷，白开明也从不让人找不到他。他总会在天黑之前回来，总要跟家里说一声大致的方向。，他什么都没说清楚。，眼眶红得像两只桃子。她面前站着白开明的外婆，外婆倒是没哭，但手一直在抖，像秋天被风吹动的树叶。王顺涛进门的时候，白开明妈抬头看了他一眼，那一眼里的无助让王顺涛的心猛地揪了一下。
“顺涛，你知不知道阿明去哪了？”白开明**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。
王顺涛蹲下来，看着她，用力地摇了摇头，然后又点了点——他想说“我不知道，但你放心，我一定帮你找到”，但话到嘴边变得又干又涩，最后只挤出一句：“婶，你别急，我现在就去县城，去他学校问，去火车站查，一定能找到。”
他站起来往门口走，走到门槛上又停住了。他想起一件事，转身问白开明妈：“婶，前天晚上明哥打电话的时候，除了‘火车’两个字，还说了什么没有？哪怕一个字也行。”
白开明妈皱着眉头想了很久，嘴唇动了动，说：“好像提到了……什么花？他说那边的花开了，想去看看。我还问他哪里的花，他说了一句我没听清，电话就断了。信号不好。”
花。火车。桃花？梨花？油菜花？
王顺涛脑子里飞速转着，把这些词排列组合了一遍，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结果。他把这件事记在心里，骑上电动车又往段莉家去。
段莉家门口站了好几个人。段莉的妈妈站在院子中间，被几个邻居围着，手里捏着手机，不停地拨同一个号码。每一次都是一样的结果——关机。关机。关机。
段莉的爸爸蹲在院墙根下抽烟，脚边已经堆了五六个烟头。他平时不怎么抽烟，至少王顺涛没见过他抽。但今天他一支接一支地点，点着了也不怎么吸，就夹在指间让它自己烧，烧到烟灰长长地坠下来，落在地上，碎成一撮灰白色的粉末。
“莉**，”段莉的爸爸把第六支烟掐灭在鞋底上，声音闷闷的，“我下午就去省城。你留在家里，万一她们回来。”
“我也去。”段莉的妈妈说。
“你去了谁看家？谁等电话？”
“我等不了！我女儿不见了！”
段莉的妈妈吼出这一句的时候，声音尖得像刀子，划破了这个闷热的下午。邻居们都不说话了，院墙上的丝瓜藤被风吹得晃来晃去，一只**的蝴蝶从这头飞到那头，又飞回来，找不到落脚的地方。
王顺涛站在院门口，看着这一切，忽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无力感。他从小到大的记忆里，白开明和段莉永远是那个“有主意”的人。在他慌的时候白开明不慌，在他不知道该往哪走的时候段莉在前面举着马灯。但现在这两个人一起消失了，连一个消息都没留下，他站在这里，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去追。
雷雨是下午三点多到村里的。
他从省城坐了几个小时的班车，下车的时候脸色很差，嘴唇发白，眼下挂着两团乌青。他手里拎着一袋东西——后来王顺涛才知道，那是他从学校附近的打印店拿的，几张用A4纸打印的寻人启事，上面有两张照片，一张白开明的，一张段莉的。
“你什么时候弄的？”王顺涛接过那叠纸，发现照片下面印着白开明和段莉的姓名、身高、体貌特征，还有白开明妈和段莉**电话号码。
“在车上的时候打电话让我同学帮忙印的，”雷雨的声音很小，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，“万一他们真的去了外地，这些可能在火车站有用。”
杨燕是最后一个赶到的。她骑了半个小时的电动车从镇上过来，停车的时候太急，车子歪了一下，差点倒在地上，她用手撑了一把，手掌擦破了一块皮，渗出血来。她看了一眼伤口，把血往裤子上蹭了蹭，没吭声。
“***怎么说？”杨燕一进门就问。
王顺涛摇了摇头：“白开明妈去了，但人家说要满二十四小时才能立案。现在只能自己先找。”
“二十四小时？”杨燕的声音高了起来，“等二十四小时，火车都能开到**去了！”
“我知道，但这是规定。”王顺涛说这句话的时候，自己也觉得憋屈。
雷雨站在一旁，没参与他们的对话。他拿着那叠寻人启事，在堂屋的桌子上铺开，用一根筷子蘸了一点浆糊，一张一张地粘。他粘得很慢很仔细，每一张的四个角都按得平平整整的，没有气泡，没有皱褶。
杨燕走到他身边，看着他粘。看了几秒钟，她伸手把最上面那张揭下来，又粘了一遍。雷雨抬头看她，她没看他，只是把那张纸按得更紧了一些。
“贴出去。”杨燕说。
“嗯。”雷雨说。
下午四点，王顺涛、雷雨、杨燕三个人分头行动。王顺涛去镇上的汽车站和火车站，雷雨去县城的长途汽车站，杨燕留在村里，挨家挨户地问有没有人听白开明或段莉提起过什么。
王顺涛在镇上火车站的信息栏里贴了三张寻人启事，刚贴上，就被一个清洁工大爷扯下来了。
“不让贴，上面有检查的。”大爷的语气不算凶，但很坚定。
王顺涛把被扯下来的纸捡起来，折好放进包里，走到车站外面的电线杆上贴。贴完转身走了十几步，又折回来，在电线杆对面远远地看着。过了几分钟，一个穿制服的人走过来，看了一眼，把那张纸撕了，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。
王顺涛站在太阳底下，手心全是汗。他看着那个垃圾桶，忽然觉得很委屈。他说不清楚这种委屈从何而来——不是因为被阻止张贴寻人启事，而是因为他忽然意识到，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你着急就停下来等你，太阳照常落山，车站照常运行，清洁工照常撕掉他贴在电线杆上的每一张纸。没有人知道有两个年轻人不见了，没有人知道有两个家庭正在塌陷。
他蹲下来，把脸埋进手掌里，蹲了好一会儿，然后站起来，继续往前走。
与此同时，雷雨正在县城的长途汽车站里。
他不是一个擅长跟陌生人说话的人，但他的表现比王顺涛要冷静得多。他先找到了车站的问询处，出示了学生证和那两张照片，说明情况。问询处的工作人员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，看了照片，叹了口气，翻了翻前两天的售票记录。
“省城到昆明的班次，昨天上午有一班，”她把记录本转向雷雨，“你看看这两个名字在不在上面？”
雷雨的手指顺着名单往下滑，心跳得很快。没有。没有白开明。没有段莉。
但他在名单上看到了另外一个地名——“昆明”，后面跟着一个名字，不是白开明不是段莉，是一个陌生人。
他脑子里像有什么东西亮了一下。
昆明。花。那边的花开了。
白开明妈听到的那个词，不是桃花，不是梨花，不是油菜花。她听到的是“昆”。信号不好，“昆明”两个字，她只听到了一个“昆”，以为是什么花的名字。
雷雨的呼吸急促起来。他谢过工作人员，跑到车站外面的公用电话亭，拨了王顺涛的号码。
“顺涛，你听我说。他们可能去了昆明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钟。王顺涛的声音传过来，带着一种雷雨从没听过的、被压住了一半的激动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“车站有到昆明的班车记录。白开明妈听到的那个‘花’字，是‘昆明’的‘昆’。”雷雨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，“而且我查过了，从省城到昆明的火车，昨天有两次。白天一班，晚上一班。如果他们是昨晚走的，现在刚到。”
“昆明。云南的昆明？”王顺涛的声音在发颤。
“对，云南的昆明。”
电话那头又是一阵沉默，然后王顺涛说了一句让雷雨没想到的话：“我去。”
“你——”
“我去昆明找他们。我现在就去镇上坐车到省城，从省城赶最近的火车到昆明。”王顺涛的声音忽然变得很坚定，像白开明小时候骑上骡子背时的那种坚定，“你把那个车次告诉我，我到了省城就买票。”
雷雨张了张嘴，想说点什么让他冷静下来的话，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因为他知道，如果现在是他站在王顺涛的位置上，他也会做出同样的决定。
他把车次告诉了王顺涛，又说了一句：“你先别跟家里说，万一不是，他们白担心。等我再查一下。”
“好。”
雷雨挂了电话，又回到问询处，请那位工作人员帮忙查了昨天去昆明的火车名单。这次不是班车记录，是火车。工作人员犹豫了一下，大概是觉得雷雨不像坏人，加上丢了两个人的事也确实让人心软，就翻出了一个更全的记录本。
雷雨的手指再次往下滑。这次他看到了——“白开明”，“段莉”。
两个名字挨在一起，字迹工整，清清楚楚，像两个并肩站在站台上的人。
他就是昨天晚上的那班车。
雷雨握着那本记录本的手指微微发白。他没有欢呼，没有叫出来，甚至脸上的表情都没有什么变化。他只是把那个车次和时间记了下来，走出车站，在站前广场的花坛边上坐了五分钟。
五月的县城，花坛里的月季开得正好，红的热烈，白的素净，花瓣在夕阳里镀了一层金边。雷雨盯着那些花看了很久，脑子里想的不是花，是白开明和段莉。他们为什么去昆明？去做什么？为什么不接电话？
这些问题像一团乱麻，缠在一起，一时理不清。但至少他现在知道他们在哪了。这个认知像一根绳子，从悬崖上垂下来，让他终于有了一个可以抓住的东西。
他站起来，拍了拍裤子上的灰，给王顺涛打了第二个电话。
坐在从省城开往昆明的火车上，白开明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田野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轻**。
这是他第一次出省。不，这是他第一次坐这么久的火车。以前去省城上学，坐的是一两个小时的班车，窗外是看惯了的稻田、山丘、村庄。而这一次，火车翻过了他从未见过的山，穿过了他从未听说过的隧道，每过一个隧道，窗外的景色就会换一副面孔——有时是梯田，有时是峡谷，有时是成片的**田，有时是****的玉米地。
段莉坐在他旁边靠窗的位置，膝盖上摊着一本书，但她没在看。她的目光落在窗外，从上车开始就没有收回来过。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很有节奏，咣当——咣当——咣当——，像某首古老的歌谣，一遍一遍地循环。
“你骗**怎么说的？”白开明侧过头问她。
“说跟同学出去玩。”段莉的目光没有离开窗外。
“**没问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？”
段莉终于转过头来看他，嘴角有一个极浅的弧度：“我说是女同学。”
“所以你把我当女同学了。”
“差不多吧。”
白开明笑了，段莉也笑了。笑完之后，车厢里安静下来，只剩下火车的咣当声。白开明把手伸进口袋，摸到那袋在路上买的瓜子，撕开，倒了一把在段莉面前的小桌板上。
段莉拿了一颗，慢慢地嗑，壳吐在小桌板的边缘，堆成一小堆。
“你为什么想来昆明？”段莉问他。
白开明想了想，说了一个段莉没想到的答案：“因为没去过。”
“就因为这个？”
“这个还不够吗？”
段莉停下手里的动作，看着白开明。白开明的侧脸被车窗外的阳光照亮，轮廓分明，下颌的线条比以前硬朗了很多，但笑起来眼睛下面的那道纹路还在，跟六岁时一模一样。她忽然觉得，白开明这个人，从小到大都没怎么变。他做事的方式变了，说话的方式变了，身体也长高长壮了，但他做事的动机从来没变过——就是“我想做”。
不需要更多的理由，不需要周密的计划，不需要跟任何人商量。他想做，就去做了。
这是白开明最让人羡慕的地方，也是最让人担心的地方。
“你跟**怎么说的？”段莉问。
白开明嗑瓜子的动作顿了一下，说：“我说出去一趟。”
“去哪?”
“没说清楚。电话信号不好，我说‘昆明’两个字，她可能听成了——”白开明想了想，“听成了什么花吧。”
段莉皱了皱眉：“那**现在——”
“我到了昆明会给她打电话的。”白开明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确定，但段莉注意到他的手指在小桌板上无意识地敲了几下。那是白开明紧张时的小动作，从小学**的时候就有了。
“你手机怎么关机了？”段莉问。
白开明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摁了两下，屏幕黑着。“没电了。充电宝也没带。”
段莉的手机也快没电了，她看了一眼右上角的电池图标，只剩一条红线。她犹豫了一下，没有拿出来充电——因为车厢里的插座都被占满了，每一个插座旁边都蹲着一个人，低着头看手机，像一排被钉在墙上的壁虎。
“到了昆明第一件事就是找地方充电。”段莉说。
“嗯，到了再说。”白开明往窗外看了一眼，天已经快黑了，远处山峦的轮廓被夕阳烧成了暗紫色，天边残留着一抹橘红色的光，像一层薄薄的油彩涂在天幕上。
火车在夜色中穿行，车窗外面的世界变成了一面巨大的黑色镜子，偶尔闪过几盏零星的灯火，像撒在黑布上的碎金。白开明靠在座椅上，闭上了眼睛。他没有睡着，但脑子里的思绪像火车一样在跑——他想到了外婆，想到了王顺涛，想到了雷雨和杨燕，想到了村口的水塘和后山的牛。这些念头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，像火车经过的那些隧道的亮光，明灭交替，忽远忽近。
段莉也没有睡着。她把窗帘拉开了一条缝，透过那条缝隙看外面的黑夜。黑夜里的云南，跟白天的云南完全是两个世界。白天的云南有绿色的山、红色的土、蓝色的天，色彩浓烈得像画上去的。晚上的云南只有一种颜色，就是黑，黑得纯粹，黑得厚重，黑得让人觉得自己被整个世界包住了。
她忽然想起了小时候。六岁的时候，她第一次在塘坝上见到白开明，白开明看着水牛的眼睛，不知道怕。九岁的时候，白开明第一次骑骡子，段莉在栅栏外面喊“你别骑”，白开明说“那是它没遇到我”。十四岁的时候，白开明参加了县城的乒乓球赛，输了以后坐在体育馆外面的台阶上喝自来水，她递给他一盒牛奶，他说“我明年还会来的”。
那些年，白开明一直在做各种“没去过没做过没试过”的事。他像一匹马，不，他像一头牛——一头不知道怕的水牛，认准了一个方向就往前走，不转弯，不回头，不看两边。段莉有时候觉得自己是他的缰绳，在他快要掉进坑里的时候拉他一把；但更多的时候，段莉觉得自己只是一根被牛牵着走的绳子，跟着他走过了童年的泥路、少年的田埂、青春的每一座桥。
现在他们并排坐在火车上，去一个谁都没去过的地方。
缰绳不知道在哪里，牛也不知道要去哪里。
他们都成了牛。
火车到昆明的时候，天刚蒙蒙亮。
白开明是被一阵嘈杂的广播声吵醒的——“各位旅客，昆明站到了。”他睁开眼，看到段莉已经站起来了，正在从行李架上取两个人的包。她的动作很轻，不想吵醒他，但白开明醒得比她预想的要早。
“我来。”白开明站起来，***包都拎了下来。段莉想拿自己那个，白开明没给她，***包一左一右扛在肩上，朝车门走去。
昆明清晨的风迎面扑来，带着一股他从未闻过的味道。不是花香，不是草香，是一种干燥的、清凉的、带着一点淡淡尘土味的气息。跟村里的味道不一样，村里的空气是**的，带着稻田和牛粪的味道。跟县城的味道也不一样，县城的空气里有汽车尾气和**摊的烟火味。昆明的空气让白开明想起了一个词——高原。虽然他从没上过高原，但他的鼻子告诉他，这里比家乡高了一千多米，空气薄了一些，凉了一些，不一样。
他们走出火车站，站前广场上已经有很多人了。有卖地图的，有拉客住宿的，有举着牌子接人的，有蹲在地上吃早餐的。广场上的地砖被来来往往的脚步磨得发亮，晨光照在上面，反射出一片白茫茫的光。
段莉站在广场中央，把她那个没电的手机在手里转了两圈，说：“先找个地方充电。”
“先去吃早饭。”白开明说。
“手机没电，万一有人找我们——”
“到了昆明就给**打电话，吃个早饭的功夫又不会怎样。”
段莉看了他一眼，妥协了。他们在火车站旁边的一条小巷子里找到了一家早点铺，卖的是云南本地的小吃——米线、饵块、稀豆粉。白开明要了一碗大碗米线，段莉要了一碗小碗的，加了一勺辣椒油。
白开明吃了第一口，皱了皱眉，又吃了第二口，眉头舒展开了。这米线的口感跟家乡的不一样，更滑，更韧，汤底是骨汤熬的，浓而不腻，上面飘着一层薄薄的红油和翠绿的葱花，热腾腾的蒸汽扑在脸上，把一夜火车带来的疲惫驱散了大半。
“好吃。”白开明说。
段莉也点了点头，筷子夹起一箸米线，吹了吹，送进嘴里，咀嚼的时候眼睛微微眯了一下，那是她觉得一样东西好的时候才会有的表情。
吃完早饭，他们在火车站附近找到了一家小旅馆，双人间，四十块钱一晚。老板娘是个矮矮胖胖的中年女人，说话带着浓重的昆明口音，卷舌音很重，听起来像是在**一颗糖说话。她看了白开明和段莉一眼，目光在段莉身上多停了一秒，然后用那种卷舌的昆明话说：“***拿来看看。”
白开明***人的***递过去。老板娘看了一眼，把钥匙递给他们，用下巴朝楼梯方向扬了扬：“二楼，二零六。”
进了房间，段莉第一件事是找插座充电。她把手机插上，摁了开机键，屏幕亮起来，然后是漫长的启动画面。手机终于进入系统的那一瞬间，消息提示音响成了一片——不是“叮咚”一声，是连续不断的、密集的、像下暴雨一样的“叮叮叮叮叮”。
段莉的手指僵在手机上方。
未接来电。四十二个。
未读消息。八十三条。
她点开第一条，是**妈打来的，时间显示是昨天下午两点。第二条还是****，第三条也是。中间夹杂着她爸爸的、杨燕的、王顺涛的、雷雨的，还有几个她不认识的号码。
消息栏里，杨燕发来的一条消息只有六个字：“你在哪？回电话。”
王顺涛的消息长一些：“段莉姐，你们在哪？明哥关机，你也关机，家里人都急疯了。看到消息马上回电话，随便哪个号码都行。求你了。”
“求你了”三个字，像三根针，扎在段莉的眼睛里。
她抬起头看白开明，白开明的手机也刚充上电，正在以同样的频率**动着。他的脸色在看到屏幕的瞬间变了，从刚到昆明的兴奋变成了白，一种近似于石灰的白。
“完了。”白开明说。
段莉已经按下了****号码。电话接通的那一刹那，她听到那头传来的声音——不是骂声，不是哭声，是一种比骂和哭更让她难受的声音。**妈在电话那头长出了一口气，像是溺水的人终于抓住了岸边的一根树枝，然后是一阵沉默，沉默过后，是压抑了很久之后终于爆发出来的、断断续续的、几乎无法辨认的哭腔。
“莉……莉……你吓死我了……”
段莉握着手机的手在发抖。她想说“妈对不起”，但这三个字卡在喉咙里，怎么都出不来。她的眼泪在眼眶里转了两圈，终于落了下来，砸在手机屏幕上，砸碎了屏幕上****名字。
白开明也在打电话。他打的是外婆的号码。接电话的是外婆，不是**。外婆的声音很平静，平静得不正常，像暴风雨来临前的那种平静。
“明仔，你在哪？”
“外婆，我在昆明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。白开明听到外婆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又慢慢吐出来，像吹灭一根蜡烛时的那种缓慢而用力的呼吸。
“**昨天一晚没睡。”外婆说。没有责备，没有质问，就是这么一句话。一句话里装了太多东西，多到白开明的喉头像被人掐住了一样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
他想解释，想说“我手机没电了”，想说“我以为到了昆明就能打给你们”，想说“我不知道你们会这么担心”。但这些解释在“**一晚没睡”这六个字面前，轻得像风里的灰，一吹就散了。
他挂了电话，坐在床沿上，低着头，盯着自己的鞋尖。那是一双穿了两年的运动鞋，鞋面上有一道划痕，是他在学校打球时被铁丝网划的。他盯着那道划痕看了很久，觉得那道划痕很像此刻的自己——被什么东西划了一下，留下了一道浅浅的痕迹，不深，但一直在那里。
房间里很安静，只有手机充电器发出的微弱电流声，和他和段莉两个人的呼吸。窗外的昆明天已经大亮了，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钻进来，在地上画出一道细细的金线。有鸟在叫，不是家乡的麻雀，是另外一种他叫不出名字的鸟，叫声更清脆，节奏更短促。
段莉先开口了。
“我妈说，王顺涛已经在来昆明的火车上了。”她的声音有点哑，是哭过之后的那种哑。
白开明猛地抬起头。
“他说他要来找我们。”段莉把手机屏幕转过来给白开明看，上面是一条王顺涛发来的消息，发送时间是今天凌晨三点多。消息只有几个字，但每个字都像是用尽了力气摁出来的：
“明哥，段莉姐，我在火车上了。明天到昆明。你们别走，等我。”
白开明看着这行字，先是愣了几秒，然后忽然笑了。不是开心的笑，也不是苦笑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、混合了愧疚、感动和一丝无奈的笑。他想起王顺涛小时候说的那句话——“明哥，我要自己能解决的事，我自己来。我解决不了的，你再来。”现在角色反过来了，白开明自己制造了一个他自己解决不了的局面，而王顺涛来了。
从镇上到省城，从省城到昆明，一千多公里的路，王顺涛从来没有出过这么远的门。他甚至可能连火车票怎么买都不太熟悉——白开明记得王顺涛说过，他长这么大只坐过一次火车，还是那种短途的绿皮车，从镇上到县城，四十分钟。而这一次，他要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，到一个他只在电视里听说过的城市，找一个他失联了的朋友。
白开明把手机放在膝盖上，双手捂住了脸。
段莉看着他，没有说话。她把手伸过去，放在白开明的手腕上，没有握，只是放着。她的手指凉凉的，像夏天的井水。
他们就这样坐了很久。窗外的昆明阳光越来越亮，鸟叫声越来越密，旅馆走廊里有人拖着行李箱走过，轮子在地板上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。这座城市正在苏醒，而他们两个人，正在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“长大”——长大不是十八岁，不是离开村子，不是坐上火车。长大是你第一次发现，你的每一个决定都会有人替你担心，你的每一段路都有人在身后目送，你的“没事”在爱你的人那里永远都是“有事”。
下午三点，他们去了火车站。
站在出站口等着接王顺涛的时候，白开明看到段莉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本子，在上面写了几个字，然后把那一页撕下来，折好，放进贴身的口袋里。
“写的什么？”白开明问。
段莉说：“我**电话号码。我怕手机又没电。”
白开明想说“不会的，这次我有充电宝”，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因为他知道，段莉不是真的怕手机没电。她是怕再让任何人担心。每多一个保险，家人的担心就少一分。这个道理她以前就懂，但直到今天，她才真正把它刻进了骨头里。
火车晚点了二十七分钟。
这二十七分钟里，白开明在出站口来回走了不知道多少趟。他数过地上的地砖，从这根柱子到那根柱子是四十三块，从那根柱子回来也是四十三块。他走了八个来回，段莉靠在柱子上看着他说：“你能不能坐下来？”
白开明坐下来了，但腿在不停地抖。
终于，广播响了，提醒旅客列车已进站。白开明站起来，站到出站口最前面，踮着脚尖往里看。人流开始往外涌，先是几个拎着大包小包的中年人，然后是一对牵着孩子的年轻夫妻，然后是几个背着书包的学生。
然后他看到了王顺涛。
王顺涛穿着一件皱巴巴的深蓝色T恤，肩上挎着一个旧书包，头发乱得像鸟窝，眼睛下面挂着两个浓重的黑眼圈。他的脸上有一种白开明从未见过的表情——不是疲惫，不是愤怒，是一种跑完了很长很长的路之后，终于看到终点线时的那种表情，嘴角在往下撇，眼眶在发红，整个人像是在竭尽全力地忍住什么。
他看到白开明的那一秒钟，那张脸上的表情终于崩溃了。不是大哭大闹的那种崩溃，是所有的力气在一瞬间被抽空，嘴角抖了两下，眼眶里的红终于蔓延成了水光。
他快步走出来，在白开明面前站定，张开双臂，抱住了他。
这一抱比上一次在村口的拥抱用力得多，用力到白开明的肋骨被勒得生疼。王顺涛的脸埋在白开明的肩膀上，没有声音，但白开明感觉到肩膀上的T恤湿了一小片。
王顺涛哭了。
白开明没动，一只手搭在王顺涛的后背上，轻轻拍着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。他拍得很慢，像小时候外婆哄他睡觉时拍他的节奏。
过了大概半分钟，王顺涛松开了他，用手背擦了擦眼睛，退后一步，看着白开明。他的鼻头和眼眶都是红的，但表情已经恢复了那种“我没事”的倔强。
“明哥，你下次能不能——”王顺涛的声音还带着哭腔，“能不能把手机充好电再出门？”
白开明看着王顺涛的红鼻头和黑眼圈，看着他那件皱巴巴的T恤和他肩上那个旧得脱了线、鼓鼓囊囊的书包，忽然觉得自己这辈子做过的最愚蠢的事情，不是骑那头会踢人的骡子，不是九岁去爬那棵快要断的老槐树，不是十四岁输了乒乓球赛之后一个人坐在台阶上喝自来水。而是这一次——让王顺涛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，跨越一千多公里，红着眼睛来找到他。
“没有下次。”白开明说。
然后他伸出了拳头。王顺涛愣了一下，也伸出拳头，跟白开明的拳头碰了一下。拳头的骨节碰在一起，发出一声很小的闷响，像两扇门同时关上。
段莉从柱子边走过来，站在王顺涛面前，伸出双手，把王顺涛瘦了一圈的脸捧在掌心里，仔仔细细地看了看，然后说了一句：“瘦了。”
王顺涛张了张嘴，想说“没有”，但段莉已经松开了手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纸巾，抽了一张递给他。王顺涛接过去，擤了擤鼻子，把纸巾揉成一团攥在手心里，像攥着一颗刚从地上捡起来的、还带着体温的石头。
“走吧，”段莉说，“先找个地方吃饭。你想吃什么？”
王顺涛想了想，说了一句让白开明和段莉都忍不住笑了的话：“过桥米线。来都来了，不吃过桥米线算什么到昆明。”
他笑了一下，鼻头和眼眶还是红的，但那个笑容是真心的。白开明看着那个笑容，忽然觉得，一切都还好。他做了一件蠢事，让很多人担心了，让王顺涛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，让**一晚没睡，让外婆的手抖得像个秋天树叶，让段莉的妈妈在院子里吼了那一嗓子，让雷雨和杨燕满世界地找他们。但一切都还好。他们都在，王顺涛来了，他们三个人此刻站在昆明火车站的出站口，阳光照在他们身上，暖洋洋的，像村里冬天晒谷场上的那种阳光。
他们一起走出了火车站。
昆明的天空不是蓝色的，是一种近乎透明的淡青色，高得不可思议。白云像被撕碎的棉花糖，一团一团地挂在低空，慢悠悠地移动着，影子在地面上滑过，像巨大的、温柔的手掌。
白开明走在中间，段莉走在他右边，王顺涛走在他左边。他的两只耳朵同时听到两个人的声音，段莉在跟王顺涛说**妈电话里哭了多久，王顺涛在跟段莉说他怎么从汽修店请的假、怎么在火车站过了一夜。两个人的声音叠在一起，像两条不同声部的旋律，交织成一种奇异的和谐。
他忽然想起小时候，他们五个人也是这样并排走在那条上学的路上。段莉走在最前面举着马灯，他走在段莉旁边，王顺涛走在他后面，雷雨和杨燕走在最后面。那时候他们走得很慢，慢到每一只萤火虫都能数清楚，慢到每一颗星星都能取一个名字。
现在他们走得快了一些，脚下的路从黄泥变成了水泥，从水泥变成了站前广场的地砖，从地砖变成了昆明的柏油马路。但他们还是并排走着，肩膀挨着肩膀，像一排被风吹斜了但还没有倒下的树。
白开明伸手进口袋，摸到了那袋还没吃完的野山楂。他捏了一颗出来，在指间转了转，然后塞进了嘴里。
还是酸的。
跟六岁那年一模一样。
“顺涛，你知不知道阿明去哪了？”白开明**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。
王顺涛蹲下来，看着她，用力地摇了摇头，然后又点了点——他想说“我不知道，但你放心，我一定帮你找到”，但话到嘴边变得又干又涩，最后只挤出一句：“婶，你别急，我现在就去县城，去他学校问，去火车站查，一定能找到。”
他站起来往门口走，走到门槛上又停住了。他想起一件事，转身问白开明妈：“婶，前天晚上明哥打电话的时候，除了‘火车’两个字，还说了什么没有？哪怕一个字也行。”
白开明妈皱着眉头想了很久，嘴唇动了动，说：“好像提到了……什么花？他说那边的花开了，想去看看。我还问他哪里的花，他说了一句我没听清，电话就断了。信号不好。”
花。火车。桃花？梨花？油菜花？
王顺涛脑子里飞速转着，把这些词排列组合了一遍，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结果。他把这件事记在心里，骑上电动车又往段莉家去。
段莉家门口站了好几个人。段莉的妈妈站在院子中间，被几个邻居围着，手里捏着手机，不停地拨同一个号码。每一次都是一样的结果——关机。关机。关机。
段莉的爸爸蹲在院墙根下抽烟，脚边已经堆了五六个烟头。他平时不怎么抽烟，至少王顺涛没见过他抽。但今天他一支接一支地点，点着了也不怎么吸，就夹在指间让它自己烧，烧到烟灰长长地坠下来，落在地上，碎成一撮灰白色的粉末。
“莉**，”段莉的爸爸把第六支烟掐灭在鞋底上，声音闷闷的，“我下午就去省城。你留在家里，万一她们回来。”
“我也去。”段莉的妈妈说。
“你去了谁看家？谁等电话？”
“我等不了！我女儿不见了！”
段莉的妈妈吼出这一句的时候，声音尖得像刀子，划破了这个闷热的下午。邻居们都不说话了，院墙上的丝瓜藤被风吹得晃来晃去，一只**的蝴蝶从这头飞到那头，又飞回来，找不到落脚的地方。
王顺涛站在院门口，看着这一切，忽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无力感。他从小到大的记忆里，白开明和段莉永远是那个“有主意”的人。在他慌的时候白开明不慌，在他不知道该往哪走的时候段莉在前面举着马灯。但现在这两个人一起消失了，连一个消息都没留下，他站在这里，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去追。
雷雨是下午三点多到村里的。
他从省城坐了几个小时的班车，下车的时候脸色很差，嘴唇发白，眼下挂着两团乌青。他手里拎着一袋东西——后来王顺涛才知道，那是他从学校附近的打印店拿的，几张用A4纸打印的寻人启事，上面有两张照片，一张白开明的，一张段莉的。
“你什么时候弄的？”王顺涛接过那叠纸，发现照片下面印着白开明和段莉的姓名、身高、体貌特征，还有白开明妈和段莉**电话号码。
“在车上的时候打电话让我同学帮忙印的，”雷雨的声音很小，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，“万一他们真的去了外地，这些可能在火车站有用。”
杨燕是最后一个赶到的。她骑了半个小时的电动车从镇上过来，停车的时候太急，车子歪了一下，差点倒在地上，她用手撑了一把，手掌擦破了一块皮，渗出血来。她看了一眼伤口，把血往裤子上蹭了蹭，没吭声。
“***怎么说？”杨燕一进门就问。
王顺涛摇了摇头：“白开明妈去了，但人家说要满二十四小时才能立案。现在只能自己先找。”
“二十四小时？”杨燕的声音高了起来，“等二十四小时，火车都能开到**去了！”
“我知道，但这是规定。”王顺涛说这句话的时候，自己也觉得憋屈。
雷雨站在一旁，没参与他们的对话。他拿着那叠寻人启事，在堂屋的桌子上铺开，用一根筷子蘸了一点浆糊，一张一张地粘。他粘得很慢很仔细，每一张的四个角都按得平平整整的，没有气泡，没有皱褶。
杨燕走到他身边，看着他粘。看了几秒钟，她伸手把最上面那张揭下来，又粘了一遍。雷雨抬头看她，她没看他，只是把那张纸按得更紧了一些。
“贴出去。”杨燕说。
“嗯。”雷雨说。
下午四点，王顺涛、雷雨、杨燕三个人分头行动。王顺涛去镇上的汽车站和火车站，雷雨去县城的长途汽车站，杨燕留在村里，挨家挨户地问有没有人听白开明或段莉提起过什么。
王顺涛在镇上火车站的信息栏里贴了三张寻人启事，刚贴上，就被一个清洁工大爷扯下来了。
“不让贴，上面有检查的。”大爷的语气不算凶，但很坚定。
王顺涛把被扯下来的纸捡起来，折好放进包里，走到车站外面的电线杆上贴。贴完转身走了十几步，又折回来，在电线杆对面远远地看着。过了几分钟，一个穿制服的人走过来，看了一眼，把那张纸撕了，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。
王顺涛站在太阳底下，手心全是汗。他看着那个垃圾桶，忽然觉得很委屈。他说不清楚这种委屈从何而来——不是因为被阻止张贴寻人启事，而是因为他忽然意识到，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你着急就停下来等你，太阳照常落山，车站照常运行，清洁工照常撕掉他贴在电线杆上的每一张纸。没有人知道有两个年轻人不见了，没有人知道有两个家庭正在塌陷。
他蹲下来，把脸埋进手掌里，蹲了好一会儿，然后站起来，继续往前走。
与此同时，雷雨正在县城的长途汽车站里。
他不是一个擅长跟陌生人说话的人，但他的表现比王顺涛要冷静得多。他先找到了车站的问询处，出示了学生证和那两张照片，说明情况。问询处的工作人员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，看了照片，叹了口气，翻了翻前两天的售票记录。
“省城到昆明的班次，昨天上午有一班，”她把记录本转向雷雨，“你看看这两个名字在不在上面？”
雷雨的手指顺着名单往下滑，心跳得很快。没有。没有白开明。没有段莉。
但他在名单上看到了另外一个地名——“昆明”，后面跟着一个名字，不是白开明不是段莉，是一个陌生人。
他脑子里像有什么东西亮了一下。
昆明。花。那边的花开了。
白开明妈听到的那个词，不是桃花，不是梨花，不是油菜花。她听到的是“昆”。信号不好，“昆明”两个字，她只听到了一个“昆”，以为是什么花的名字。
雷雨的呼吸急促起来。他谢过工作人员，跑到车站外面的公用电话亭，拨了王顺涛的号码。
“顺涛，你听我说。他们可能去了昆明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钟。王顺涛的声音传过来，带着一种雷雨从没听过的、被压住了一半的激动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“车站有到昆明的班车记录。白开明妈听到的那个‘花’字，是‘昆明’的‘昆’。”雷雨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，“而且我查过了，从省城到昆明的火车，昨天有两次。白天一班，晚上一班。如果他们是昨晚走的，现在刚到。”
“昆明。云南的昆明？”王顺涛的声音在发颤。
“对，云南的昆明。”
电话那头又是一阵沉默，然后王顺涛说了一句让雷雨没想到的话：“我去。”
“你——”
“我去昆明找他们。我现在就去镇上坐车到省城，从省城赶最近的火车到昆明。”王顺涛的声音忽然变得很坚定，像白开明小时候骑上骡子背时的那种坚定，“你把那个车次告诉我，我到了省城就买票。”
雷雨张了张嘴，想说点什么让他冷静下来的话，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因为他知道，如果现在是他站在王顺涛的位置上，他也会做出同样的决定。
他把车次告诉了王顺涛，又说了一句：“你先别跟家里说，万一不是，他们白担心。等我再查一下。”
“好。”
雷雨挂了电话，又回到问询处，请那位工作人员帮忙查了昨天去昆明的火车名单。这次不是班车记录，是火车。工作人员犹豫了一下，大概是觉得雷雨不像坏人，加上丢了两个人的事也确实让人心软，就翻出了一个更全的记录本。
雷雨的手指再次往下滑。这次他看到了——“白开明”，“段莉”。
两个名字挨在一起，字迹工整，清清楚楚，像两个并肩站在站台上的人。
他就是昨天晚上的那班车。
雷雨握着那本记录本的手指微微发白。他没有欢呼，没有叫出来，甚至脸上的表情都没有什么变化。他只是把那个车次和时间记了下来，走出车站，在站前广场的花坛边上坐了五分钟。
五月的县城，花坛里的月季开得正好，红的热烈，白的素净，花瓣在夕阳里镀了一层金边。雷雨盯着那些花看了很久，脑子里想的不是花，是白开明和段莉。他们为什么去昆明？去做什么？为什么不接电话？
这些问题像一团乱麻，缠在一起，一时理不清。但至少他现在知道他们在哪了。这个认知像一根绳子，从悬崖上垂下来，让他终于有了一个可以抓住的东西。
他站起来，拍了拍裤子上的灰，给王顺涛打了第二个电话。
坐在从省城开往昆明的火车上，白开明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田野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轻**。
这是他第一次出省。不，这是他第一次坐这么久的火车。以前去省城上学，坐的是一两个小时的班车，窗外是看惯了的稻田、山丘、村庄。而这一次，火车翻过了他从未见过的山，穿过了他从未听说过的隧道，每过一个隧道，窗外的景色就会换一副面孔——有时是梯田，有时是峡谷，有时是成片的**田，有时是****的玉米地。
段莉坐在他旁边靠窗的位置，膝盖上摊着一本书，但她没在看。她的目光落在窗外，从上车开始就没有收回来过。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很有节奏，咣当——咣当——咣当——，像某首古老的歌谣，一遍一遍地循环。
“你骗**怎么说的？”白开明侧过头问她。
“说跟同学出去玩。”段莉的目光没有离开窗外。
“**没问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？”
段莉终于转过头来看他，嘴角有一个极浅的弧度：“我说是女同学。”
“所以你把我当女同学了。”
“差不多吧。”
白开明笑了，段莉也笑了。笑完之后，车厢里安静下来，只剩下火车的咣当声。白开明把手伸进口袋，摸到那袋在路上买的瓜子，撕开，倒了一把在段莉面前的小桌板上。
段莉拿了一颗，慢慢地嗑，壳吐在小桌板的边缘，堆成一小堆。
“你为什么想来昆明？”段莉问他。
白开明想了想，说了一个段莉没想到的答案：“因为没去过。”
“就因为这个？”
“这个还不够吗？”
段莉停下手里的动作，看着白开明。白开明的侧脸被车窗外的阳光照亮，轮廓分明，下颌的线条比以前硬朗了很多，但笑起来眼睛下面的那道纹路还在，跟六岁时一模一样。她忽然觉得，白开明这个人，从小到大都没怎么变。他做事的方式变了，说话的方式变了，身体也长高长壮了，但他做事的动机从来没变过——就是“我想做”。
不需要更多的理由，不需要周密的计划，不需要跟任何人商量。他想做，就去做了。
这是白开明最让人羡慕的地方，也是最让人担心的地方。
“你跟**怎么说的？”段莉问。
白开明嗑瓜子的动作顿了一下，说：“我说出去一趟。”
“去哪?”
“没说清楚。电话信号不好，我说‘昆明’两个字，她可能听成了——”白开明想了想，“听成了什么花吧。”
段莉皱了皱眉：“那**现在——”
“我到了昆明会给她打电话的。”白开明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确定，但段莉注意到他的手指在小桌板上无意识地敲了几下。那是白开明紧张时的小动作，从小学**的时候就有了。
“你手机怎么关机了？”段莉问。
白开明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摁了两下，屏幕黑着。“没电了。充电宝也没带。”
段莉的手机也快没电了，她看了一眼右上角的电池图标，只剩一条红线。她犹豫了一下，没有拿出来充电——因为车厢里的插座都被占满了，每一个插座旁边都蹲着一个人，低着头看手机，像一排被钉在墙上的壁虎。
“到了昆明第一件事就是找地方充电。”段莉说。
“嗯，到了再说。”白开明往窗外看了一眼，天已经快黑了，远处山峦的轮廓被夕阳烧成了暗紫色，天边残留着一抹橘红色的光，像一层薄薄的油彩涂在天幕上。
火车在夜色中穿行，车窗外面的世界变成了一面巨大的黑色镜子，偶尔闪过几盏零星的灯火，像撒在黑布上的碎金。白开明靠在座椅上，闭上了眼睛。他没有睡着，但脑子里的思绪像火车一样在跑——他想到了外婆，想到了王顺涛，想到了雷雨和杨燕，想到了村口的水塘和后山的牛。这些念头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，像火车经过的那些隧道的亮光，明灭交替，忽远忽近。
段莉也没有睡着。她把窗帘拉开了一条缝，透过那条缝隙看外面的黑夜。黑夜里的云南，跟白天的云南完全是两个世界。白天的云南有绿色的山、红色的土、蓝色的天，色彩浓烈得像画上去的。晚上的云南只有一种颜色，就是黑，黑得纯粹，黑得厚重，黑得让人觉得自己被整个世界包住了。
她忽然想起了小时候。六岁的时候，她第一次在塘坝上见到白开明，白开明看着水牛的眼睛，不知道怕。九岁的时候，白开明第一次骑骡子，段莉在栅栏外面喊“你别骑”，白开明说“那是它没遇到我”。十四岁的时候，白开明参加了县城的乒乓球赛，输了以后坐在体育馆外面的台阶上喝自来水，她递给他一盒牛奶，他说“我明年还会来的”。
那些年，白开明一直在做各种“没去过没做过没试过”的事。他像一匹马，不，他像一头牛——一头不知道怕的水牛，认准了一个方向就往前走，不转弯，不回头，不看两边。段莉有时候觉得自己是他的缰绳，在他快要掉进坑里的时候拉他一把；但更多的时候，段莉觉得自己只是一根被牛牵着走的绳子，跟着他走过了童年的泥路、少年的田埂、青春的每一座桥。
现在他们并排坐在火车上，去一个谁都没去过的地方。
缰绳不知道在哪里，牛也不知道要去哪里。
他们都成了牛。
火车到昆明的时候，天刚蒙蒙亮。
白开明是被一阵嘈杂的广播声吵醒的——“各位旅客，昆明站到了。”他睁开眼，看到段莉已经站起来了，正在从行李架上取两个人的包。她的动作很轻，不想吵醒他，但白开明醒得比她预想的要早。
“我来。”白开明站起来，***包都拎了下来。段莉想拿自己那个，白开明没给她，***包一左一右扛在肩上，朝车门走去。
昆明清晨的风迎面扑来，带着一股他从未闻过的味道。不是花香，不是草香，是一种干燥的、清凉的、带着一点淡淡尘土味的气息。跟村里的味道不一样，村里的空气是**的，带着稻田和牛粪的味道。跟县城的味道也不一样，县城的空气里有汽车尾气和**摊的烟火味。昆明的空气让白开明想起了一个词——高原。虽然他从没上过高原，但他的鼻子告诉他，这里比家乡高了一千多米，空气薄了一些，凉了一些，不一样。
他们走出火车站，站前广场上已经有很多人了。有卖地图的，有拉客住宿的，有举着牌子接人的，有蹲在地上吃早餐的。广场上的地砖被来来往往的脚步磨得发亮，晨光照在上面，反射出一片白茫茫的光。
段莉站在广场中央，把她那个没电的手机在手里转了两圈，说：“先找个地方充电。”
“先去吃早饭。”白开明说。
“手机没电，万一有人找我们——”
“到了昆明就给**打电话，吃个早饭的功夫又不会怎样。”
段莉看了他一眼，妥协了。他们在火车站旁边的一条小巷子里找到了一家早点铺，卖的是云南本地的小吃——米线、饵块、稀豆粉。白开明要了一碗大碗米线，段莉要了一碗小碗的，加了一勺辣椒油。
白开明吃了第一口，皱了皱眉，又吃了第二口，眉头舒展开了。这米线的口感跟家乡的不一样，更滑，更韧，汤底是骨汤熬的，浓而不腻，上面飘着一层薄薄的红油和翠绿的葱花，热腾腾的蒸汽扑在脸上，把一夜火车带来的疲惫驱散了大半。
“好吃。”白开明说。
段莉也点了点头，筷子夹起一箸米线，吹了吹，送进嘴里，咀嚼的时候眼睛微微眯了一下，那是她觉得一样东西好的时候才会有的表情。
吃完早饭，他们在火车站附近找到了一家小旅馆，双人间，四十块钱一晚。老板娘是个矮矮胖胖的中年女人，说话带着浓重的昆明口音，卷舌音很重，听起来像是在**一颗糖说话。她看了白开明和段莉一眼，目光在段莉身上多停了一秒，然后用那种卷舌的昆明话说：“***拿来看看。”
白开明***人的***递过去。老板娘看了一眼，把钥匙递给他们，用下巴朝楼梯方向扬了扬：“二楼，二零六。”
进了房间，段莉第一件事是找插座充电。她把手机插上，摁了开机键，屏幕亮起来，然后是漫长的启动画面。手机终于进入系统的那一瞬间，消息提示音响成了一片——不是“叮咚”一声，是连续不断的、密集的、像下暴雨一样的“叮叮叮叮叮”。
段莉的手指僵在手机上方。
未接来电。四十二个。
未读消息。八十三条。
她点开第一条，是**妈打来的，时间显示是昨天下午两点。第二条还是****，第三条也是。中间夹杂着她爸爸的、杨燕的、王顺涛的、雷雨的，还有几个她不认识的号码。
消息栏里，杨燕发来的一条消息只有六个字：“你在哪？回电话。”
王顺涛的消息长一些：“段莉姐，你们在哪？明哥关机，你也关机，家里人都急疯了。看到消息马上回电话，随便哪个号码都行。求你了。”
“求你了”三个字，像三根针，扎在段莉的眼睛里。
她抬起头看白开明，白开明的手机也刚充上电，正在以同样的频率**动着。他的脸色在看到屏幕的瞬间变了，从刚到昆明的兴奋变成了白，一种近似于石灰的白。
“完了。”白开明说。
段莉已经按下了****号码。电话接通的那一刹那，她听到那头传来的声音——不是骂声，不是哭声，是一种比骂和哭更让她难受的声音。**妈在电话那头长出了一口气，像是溺水的人终于抓住了岸边的一根树枝，然后是一阵沉默，沉默过后，是压抑了很久之后终于爆发出来的、断断续续的、几乎无法辨认的哭腔。
“莉……莉……你吓死我了……”
段莉握着手机的手在发抖。她想说“妈对不起”，但这三个字卡在喉咙里，怎么都出不来。她的眼泪在眼眶里转了两圈，终于落了下来，砸在手机屏幕上，砸碎了屏幕上****名字。
白开明也在打电话。他打的是外婆的号码。接电话的是外婆，不是**。外婆的声音很平静，平静得不正常，像暴风雨来临前的那种平静。
“明仔，你在哪？”
“外婆，我在昆明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。白开明听到外婆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又慢慢吐出来，像吹灭一根蜡烛时的那种缓慢而用力的呼吸。
“**昨天一晚没睡。”外婆说。没有责备，没有质问，就是这么一句话。一句话里装了太多东西，多到白开明的喉头像被人掐住了一样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
他想解释，想说“我手机没电了”，想说“我以为到了昆明就能打给你们”，想说“我不知道你们会这么担心”。但这些解释在“**一晚没睡”这六个字面前，轻得像风里的灰，一吹就散了。
他挂了电话，坐在床沿上，低着头，盯着自己的鞋尖。那是一双穿了两年的运动鞋，鞋面上有一道划痕，是他在学校打球时被铁丝网划的。他盯着那道划痕看了很久，觉得那道划痕很像此刻的自己——被什么东西划了一下，留下了一道浅浅的痕迹，不深，但一直在那里。
房间里很安静，只有手机充电器发出的微弱电流声，和他和段莉两个人的呼吸。窗外的昆明天已经大亮了，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钻进来，在地上画出一道细细的金线。有鸟在叫，不是家乡的麻雀，是另外一种他叫不出名字的鸟，叫声更清脆，节奏更短促。
段莉先开口了。
“我妈说，王顺涛已经在来昆明的火车上了。”她的声音有点哑，是哭过之后的那种哑。
白开明猛地抬起头。
“他说他要来找我们。”段莉把手机屏幕转过来给白开明看，上面是一条王顺涛发来的消息，发送时间是今天凌晨三点多。消息只有几个字，但每个字都像是用尽了力气摁出来的：
“明哥，段莉姐，我在火车上了。明天到昆明。你们别走，等我。”
白开明看着这行字，先是愣了几秒，然后忽然笑了。不是开心的笑，也不是苦笑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、混合了愧疚、感动和一丝无奈的笑。他想起王顺涛小时候说的那句话——“明哥，我要自己能解决的事，我自己来。我解决不了的，你再来。”现在角色反过来了，白开明自己制造了一个他自己解决不了的局面，而王顺涛来了。
从镇上到省城，从省城到昆明，一千多公里的路，王顺涛从来没有出过这么远的门。他甚至可能连火车票怎么买都不太熟悉——白开明记得王顺涛说过，他长这么大只坐过一次火车，还是那种短途的绿皮车，从镇上到县城，四十分钟。而这一次，他要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，到一个他只在电视里听说过的城市，找一个他失联了的朋友。
白开明把手机放在膝盖上，双手捂住了脸。
段莉看着他，没有说话。她把手伸过去，放在白开明的手腕上，没有握，只是放着。她的手指凉凉的，像夏天的井水。
他们就这样坐了很久。窗外的昆明阳光越来越亮，鸟叫声越来越密，旅馆走廊里有人拖着行李箱走过，轮子在地板上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。这座城市正在苏醒，而他们两个人，正在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“长大”——长大不是十八岁，不是离开村子，不是坐上火车。长大是你第一次发现，你的每一个决定都会有人替你担心，你的每一段路都有人在身后目送，你的“没事”在爱你的人那里永远都是“有事”。
下午三点，他们去了火车站。
站在出站口等着接王顺涛的时候，白开明看到段莉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本子，在上面写了几个字，然后把那一页撕下来，折好，放进贴身的口袋里。
“写的什么？”白开明问。
段莉说：“我**电话号码。我怕手机又没电。”
白开明想说“不会的，这次我有充电宝”，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因为他知道，段莉不是真的怕手机没电。她是怕再让任何人担心。每多一个保险，家人的担心就少一分。这个道理她以前就懂，但直到今天，她才真正把它刻进了骨头里。
火车晚点了二十七分钟。
这二十七分钟里，白开明在出站口来回走了不知道多少趟。他数过地上的地砖，从这根柱子到那根柱子是四十三块，从那根柱子回来也是四十三块。他走了八个来回，段莉靠在柱子上看着他说：“你能不能坐下来？”
白开明坐下来了，但腿在不停地抖。
终于，广播响了，提醒旅客列车已进站。白开明站起来，站到出站口最前面，踮着脚尖往里看。人流开始往外涌，先是几个拎着大包小包的中年人，然后是一对牵着孩子的年轻夫妻，然后是几个背着书包的学生。
然后他看到了王顺涛。
王顺涛穿着一件皱巴巴的深蓝色T恤，肩上挎着一个旧书包，头发乱得像鸟窝，眼睛下面挂着两个浓重的黑眼圈。他的脸上有一种白开明从未见过的表情——不是疲惫，不是愤怒，是一种跑完了很长很长的路之后，终于看到终点线时的那种表情，嘴角在往下撇，眼眶在发红，整个人像是在竭尽全力地忍住什么。
他看到白开明的那一秒钟，那张脸上的表情终于崩溃了。不是大哭大闹的那种崩溃，是所有的力气在一瞬间被抽空，嘴角抖了两下，眼眶里的红终于蔓延成了水光。
他快步走出来，在白开明面前站定，张开双臂，抱住了他。
这一抱比上一次在村口的拥抱用力得多，用力到白开明的肋骨被勒得生疼。王顺涛的脸埋在白开明的肩膀上，没有声音，但白开明感觉到肩膀上的T恤湿了一小片。
王顺涛哭了。
白开明没动，一只手搭在王顺涛的后背上，轻轻拍着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。他拍得很慢，像小时候外婆哄他睡觉时拍他的节奏。
过了大概半分钟，王顺涛松开了他，用手背擦了擦眼睛，退后一步，看着白开明。他的鼻头和眼眶都是红的，但表情已经恢复了那种“我没事”的倔强。
“明哥，你下次能不能——”王顺涛的声音还带着哭腔，“能不能把手机充好电再出门？”
白开明看着王顺涛的红鼻头和黑眼圈，看着他那件皱巴巴的T恤和他肩上那个旧得脱了线、鼓鼓囊囊的书包，忽然觉得自己这辈子做过的最愚蠢的事情，不是骑那头会踢人的骡子，不是九岁去爬那棵快要断的老槐树，不是十四岁输了乒乓球赛之后一个人坐在台阶上喝自来水。而是这一次——让王顺涛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，跨越一千多公里，红着眼睛来找到他。
“没有下次。”白开明说。
然后他伸出了拳头。王顺涛愣了一下，也伸出拳头，跟白开明的拳头碰了一下。拳头的骨节碰在一起，发出一声很小的闷响，像两扇门同时关上。
段莉从柱子边走过来，站在王顺涛面前，伸出双手，把王顺涛瘦了一圈的脸捧在掌心里，仔仔细细地看了看，然后说了一句：“瘦了。”
王顺涛张了张嘴，想说“没有”，但段莉已经松开了手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纸巾，抽了一张递给他。王顺涛接过去，擤了擤鼻子，把纸巾揉成一团攥在手心里，像攥着一颗刚从地上捡起来的、还带着体温的石头。
“走吧，”段莉说，“先找个地方吃饭。你想吃什么？”
王顺涛想了想，说了一句让白开明和段莉都忍不住笑了的话：“过桥米线。来都来了，不吃过桥米线算什么到昆明。”
他笑了一下，鼻头和眼眶还是红的，但那个笑容是真心的。白开明看着那个笑容，忽然觉得，一切都还好。他做了一件蠢事，让很多人担心了，让王顺涛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，让**一晚没睡，让外婆的手抖得像个秋天树叶，让段莉的妈妈在院子里吼了那一嗓子，让雷雨和杨燕满世界地找他们。但一切都还好。他们都在，王顺涛来了，他们三个人此刻站在昆明火车站的出站口，阳光照在他们身上，暖洋洋的，像村里冬天晒谷场上的那种阳光。
他们一起走出了火车站。
昆明的天空不是蓝色的，是一种近乎透明的淡青色，高得不可思议。白云像被撕碎的棉花糖，一团一团地挂在低空，慢悠悠地移动着，影子在地面上滑过，像巨大的、温柔的手掌。
白开明走在中间，段莉走在他右边，王顺涛走在他左边。他的两只耳朵同时听到两个人的声音，段莉在跟王顺涛说**妈电话里哭了多久，王顺涛在跟段莉说他怎么从汽修店请的假、怎么在火车站过了一夜。两个人的声音叠在一起，像两条不同声部的旋律，交织成一种奇异的和谐。
他忽然想起小时候，他们五个人也是这样并排走在那条上学的路上。段莉走在最前面举着马灯，他走在段莉旁边，王顺涛走在他后面，雷雨和杨燕走在最后面。那时候他们走得很慢，慢到每一只萤火虫都能数清楚，慢到每一颗星星都能取一个名字。
现在他们走得快了一些，脚下的路从黄泥变成了水泥，从水泥变成了站前广场的地砖，从地砖变成了昆明的柏油马路。但他们还是并排走着，肩膀挨着肩膀，像一排被风吹斜了但还没有倒下的树。
白开明伸手进口袋，摸到了那袋还没吃完的野山楂。他捏了一颗出来，在指间转了转，然后塞进了嘴里。
还是酸的。
跟六岁那年一模一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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