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是第七具尸体
天是周六，费渡在老家，有**票和家庭聚餐照片。不在场证明，全部成立。
我又多想了。但我还是睡不着。
第二天一早，我去了城西**街的老房子。
二十三年了，巷子还在，但已经面目全非。老居民楼拆了大半，只剩几栋待拆迁的危房，墙上写满了红色的“拆”字。我找到当年我跑掉的那个巷口，站在那里，闭上眼。雨声。消毒水的味道。一个男人的声音，问我路怎么走。我不记得他的脸了。十二岁的记忆经过二十三年的篡改、修补、覆盖，已经不可靠了。我能确定的只有味道、温度、那种毛骨悚然的直觉。
“姑娘，你找谁？”一个老头从旁边的门洞里探出头来，七八十岁，佝偻着背，眯着眼看我。“大爷，你在这儿住了多久？四十多年了，”他嘿嘿笑，“钉子户，拆不走。”我掏出手机，翻出费渡的照片：“您见过这个人吗？小时候可能在这附近住过。”老头看了一眼，摇头：“没见过。这附近九几年住的人我都认识，没这个长相的。”
我又翻出旧案卷宗里的嫌疑人素描——二十三年前警方根据目击者描述画的，一个模糊的中年男人的脸。老头眯着眼睛看了半天，忽然伸出手，指着素描上的鼻子：“这个鼻子，我见过。谁？不记得名字了，就记得姓裴，大家都叫他裴老师。在巷口开了个手工艺作坊，做木雕、修东西。九八年还是九九年，突然搬走了。**来问过，但那会儿他已经走了。”
他领着我走到巷子尽头的一栋三层老楼，指着二楼一个窗户紧闭的房间：“就那儿。”窗户上糊着发黄的报纸，窗框生锈，雨搭缺了一块。整栋楼已经搬空了，楼下堆着建筑垃圾。我试着推门，锁着。“有钥匙吗？”我问。“居委会收走了，”老头说，“你要真想进去，找旁边那个修车的老刘，他有法子。”
我没有找老刘，而是给韩青打了电话。二十分钟后，韩青带着开锁师傅来了。
门打开的一瞬间，一股陈旧的、发霉的、混着木屑和化学制剂的空气扑面而来。我站在门口，没动。不是害怕。是因为我闻到了那个味道。二十三年前，雨夜的巷口，那个男人身上的味道——木屑、油漆稀释剂、和一种淡淡的、说不清道不明的化学制剂的气味。就是这里。
房间里积了厚厚的灰。工作台上还摆着半成品的木雕，一把锈迹斑斑的刻刀，一罐干透了的胶水。墙上是手绘的图纸，画着各种木工结构。角落里有一个上了锁的铁皮柜。韩青撬开了柜子。
里面是六份档案。不是警方的卷宗，是凶手自己的档案。每一份都对应一个受害者。姓名、年龄、职业、住址、日常路线、被选中的原因——“她的眉心有一颗痣，和记忆里的那张脸很像。她的侧脸像她。她笑起来的弧度很像。”
最后一份，时间停在1998年9月，是宋棠的档案。但档案的最后一行，不是结束语，而是一个未完成的问题：“第七个在哪里？”
他找了二十三年。我站在那个房间里，看着柜子里那些泛黄的纸页，忽然觉得特别冷。不是因为他找到了第七个——他没有找到我。而是因为我忽然意识到，我之所以加入警队、成为犯罪侧写师、参与这起案件的调查，可能从来不是巧合。1998年，那个问路的男人，是不是真的需要问路？还是他在试探那个巷子里住着谁家的孩子？他记住了我吗？他知道我长大后会成为追捕他的人吗？这些问题没有答案。
我拿起手机，给韩青发了一条消息：“手工艺作坊。姓裴。九八年搬走。查。”韩青很快回了：“裴什么？不知道。但费渡可能知道。”十分钟后，韩青发来一个名字：“裴敬亭，男，1966年生，原城西**街‘敬亭木艺’作坊主。1999年迁居外地，无犯罪记录。2015年病故。”
1966年。二十三年前他三十二岁，符合侧写。病故。2015年。我盯着那个“病故”看了很久。如果真正的凶手已经死了八年，那现在的雨夜**是谁？
我站在那里，手机屏幕亮了。费渡发来一条消息：“顾警
我又多想了。但我还是睡不着。
第二天一早，我去了城西**街的老房子。
二十三年了，巷子还在，但已经面目全非。老居民楼拆了大半，只剩几栋待拆迁的危房，墙上写满了红色的“拆”字。我找到当年我跑掉的那个巷口，站在那里，闭上眼。雨声。消毒水的味道。一个男人的声音，问我路怎么走。我不记得他的脸了。十二岁的记忆经过二十三年的篡改、修补、覆盖，已经不可靠了。我能确定的只有味道、温度、那种毛骨悚然的直觉。
“姑娘，你找谁？”一个老头从旁边的门洞里探出头来，七八十岁，佝偻着背，眯着眼看我。“大爷，你在这儿住了多久？四十多年了，”他嘿嘿笑，“钉子户，拆不走。”我掏出手机，翻出费渡的照片：“您见过这个人吗？小时候可能在这附近住过。”老头看了一眼，摇头：“没见过。这附近九几年住的人我都认识，没这个长相的。”
我又翻出旧案卷宗里的嫌疑人素描——二十三年前警方根据目击者描述画的，一个模糊的中年男人的脸。老头眯着眼睛看了半天，忽然伸出手，指着素描上的鼻子：“这个鼻子，我见过。谁？不记得名字了，就记得姓裴，大家都叫他裴老师。在巷口开了个手工艺作坊，做木雕、修东西。九八年还是九九年，突然搬走了。**来问过，但那会儿他已经走了。”
他领着我走到巷子尽头的一栋三层老楼，指着二楼一个窗户紧闭的房间：“就那儿。”窗户上糊着发黄的报纸，窗框生锈，雨搭缺了一块。整栋楼已经搬空了，楼下堆着建筑垃圾。我试着推门，锁着。“有钥匙吗？”我问。“居委会收走了，”老头说，“你要真想进去，找旁边那个修车的老刘，他有法子。”
我没有找老刘，而是给韩青打了电话。二十分钟后，韩青带着开锁师傅来了。
门打开的一瞬间，一股陈旧的、发霉的、混着木屑和化学制剂的空气扑面而来。我站在门口，没动。不是害怕。是因为我闻到了那个味道。二十三年前，雨夜的巷口，那个男人身上的味道——木屑、油漆稀释剂、和一种淡淡的、说不清道不明的化学制剂的气味。就是这里。
房间里积了厚厚的灰。工作台上还摆着半成品的木雕，一把锈迹斑斑的刻刀，一罐干透了的胶水。墙上是手绘的图纸，画着各种木工结构。角落里有一个上了锁的铁皮柜。韩青撬开了柜子。
里面是六份档案。不是警方的卷宗，是凶手自己的档案。每一份都对应一个受害者。姓名、年龄、职业、住址、日常路线、被选中的原因——“她的眉心有一颗痣，和记忆里的那张脸很像。她的侧脸像她。她笑起来的弧度很像。”
最后一份，时间停在1998年9月，是宋棠的档案。但档案的最后一行，不是结束语，而是一个未完成的问题：“第七个在哪里？”
他找了二十三年。我站在那个房间里，看着柜子里那些泛黄的纸页，忽然觉得特别冷。不是因为他找到了第七个——他没有找到我。而是因为我忽然意识到，我之所以加入警队、成为犯罪侧写师、参与这起案件的调查，可能从来不是巧合。1998年，那个问路的男人，是不是真的需要问路？还是他在试探那个巷子里住着谁家的孩子？他记住了我吗？他知道我长大后会成为追捕他的人吗？这些问题没有答案。
我拿起手机，给韩青发了一条消息：“手工艺作坊。姓裴。九八年搬走。查。”韩青很快回了：“裴什么？不知道。但费渡可能知道。”十分钟后，韩青发来一个名字：“裴敬亭，男，1966年生，原城西**街‘敬亭木艺’作坊主。1999年迁居外地，无犯罪记录。2015年病故。”
1966年。二十三年前他三十二岁，符合侧写。病故。2015年。我盯着那个“病故”看了很久。如果真正的凶手已经死了八年，那现在的雨夜**是谁？
我站在那里，手机屏幕亮了。费渡发来一条消息：“顾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