诡医神针陈十一
我叫陈十一，是一个东北生、东北长的普通农村女孩儿。
我父母生我那年，正好是**提倡**开放那年。我爹说，我带来了好运气，要起个响亮的名字。
我妈说，十是十全十美，一是老大，是头子。所以就叫了十一。
这就导致我上学时，所有同学，包括老师都问我：“你家是不是有十一个孩子？”
其实，我是父母的独生女，掌上明珠，他们结婚十八年，陆续生下四个哥哥姐姐，可惜都夭折了。
听我妈讲，我应该在80年的阴历2月中旬出生，结果，年前腊月15那天，我妈端了一盆粘豆包，给前院我舅奶送去。跨墙头时，摔了一跤，为了保护怀里那个大泥盆（买一个盆需要2块钱，我家没钱。），我妈很英勇地就把挺着的大肚子奉献了出去。
肚子杵在墙边没来得及刨的苞米劄子上，当天晚上，我就出生了。
那一年，我妈39岁，我爹43岁。
我早产了两个多月，再加上身处农村，我妈孕期没啥营养可言。我生下来，没有头发、没有指甲，不会哭，不会吃奶。但是会吞咽，能**。体重2.7斤，我妈说，我和我爹41码的鞋底子一般大。
寒冬腊月，唯一的孩子早产，这可愁坏了我爹妈。
屋子里冷，炕烧的滚热，半夜凉风顺着墙缝往屋子里灌，我妈戴着大面**，穿着厚厚的棉袄，把我揣在怀里，护在心口。我妈抱我上半夜，我爹抱我下半夜。
我饿了，就会动一动脖子，咧着嘴，出不来声音，我妈就会往羹匙里挤点奶，一点一点饮到我的嘴里。
我吧嗒吧嗒嘴，咽了下去。
有邻居婶子大娘知道我妈生了，来我家下奶，看到我不会哭，不会啯奶，都相互打着眼神官司，走出去就撇着嘴说：“我看老七家的生的这个孩子也难活。”
“唉！还不如个半大猫崽子！”
在别人或冷嘲暗讽，或感到惋惜声中，我居然没死。
年三十那天，我妈坐了半个月月子，起身下地炖了一锅酸菜，蒸了一锅两合面馒头。半夜，老两口包了酸菜馅饺子，刚刚吃完年夜饺子，我躺在炕上“嘎······嘎······”哭出了声。
“哎妈呀！我孩子终于会哭了。”
我爹我妈争抢着抱起我，眼泪哗哗淌了下来。
他们唯一留下来的孩子，活了！
五个月，我就会爬了，十个半月，我就会走了。一周岁，我会成句说话了。
别人都说我把我夭折的兄弟姐妹的聪明全继承了，我爹我妈沾沾自喜。
可能是早产的原因，我从小体弱多病，冬天得**，夏天拉痢疾，一年四季赖赖巴巴。
我爹我妈一年有限的那点收入，都给我看病扎青链霉素和庆大霉素了。
事情的转变得从1982年那个头伏天说起。
1982年，沈阳城周边这嘎达，夏天的热是那种黏糊糊、干干巴巴的热。
尤其一过“头伏”，整个村子就像扣在一个大火锅盖子底下，连狗都找个大树底下伸着舌头“哈哧、哈哧”喘着粗气。
也就剩下树上的**嘎（知了）在不厌其烦的“知了、知了”地叫着，听着就让人心烦。
那年我虚岁三岁。
长得又黑又瘦，比同龄的孩子矮半头，却比他们都聪明。也比他们更淘气。
爬树上墙头“噌噌”的，一眼照顾不到，我就不知跑哪去了。
小村子一共67户人家，从村头，到村尾，都听得到我妈喊：“十一呀！回家吃饭了······”的声音。
家里那时三间石头房，房前一个大院子，房后院子也不小，院墙是用黄泥掺上铡碎的谷草堆砌的，上面插着树枝子，风一吹，干树枝子哗啦啦响。
正房西南角有一棵大枣树，岁数比我爹都大。
每年秋天，满树的大红枣能把树枝压得直不起腰，那是全村小孩都惦记的好东西。
头伏那天中午，太阳很毒。我爹我妈吃口饭，扛起二齿沟、挑着土篮子，去自留地起土豆了。
临走前，我妈把我抱到炕上，按在枕头上说：“老闺女，你老实躺着睡会觉，不许下地乱跑，更不能上东河边去玩，外头晒得地皮都冒烟了。”
我那会儿还不知道啥叫“午睡的意义”，只知道在外面疯跑了一上午，这会眼皮发沉，一歪头就睡着了。
等我醒过来，屋里静得有点过分。
不是那种“没人说话”的安静，是连**、蚊子、鸡鸭鹅的声音都集体消失了的那种诡异的安静。
我坐起来，脸朝着西南方向的大枣树，揉了揉眼睛。
就在这时，我看见了她。
她站在大枣树上。
不是爬上去的，就是那么站着——脚尖轻轻点在树梢的枝叶上，像压根儿就没重量似的。
一身白裙子，长长的十分飘逸，微风吹过来的时候，裙袂飞扬，露出一点点脚踝。手里一个乳白色的一尺高的小瓶子，另一只手拿着一根绿绿的柳树枝。
那张脸，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楚：圆圆的，细眉长目，不笑的时候就有点慈祥，一笑起来，天地之间的颜色都变了，就连屋里的光线好像都亮了几度。
她抬手，用柳枝朝我这边轻轻扫了三下。
一下、两下、三下。
头伏天没风，但我感觉脸上凉丝丝的，像用刚从井里提上来的井拔凉水投的毛巾擦过了脸。
这也忒舒坦了。舒坦得我都不想动，眼睛都舍不得眨一下。
我一动不动，就那么瞪着眼睛看着她。
心里没想着害怕，也没想着喊人，就是呆住了。
三岁小孩，啥也不懂，就觉得：这女的长得也太好看了吧，比我见过的所有的女的都好看。
村子里最好看的赵亚文，不及她一分。
她看着我，嘴角一弯，又笑了一下。
然后，她就那么一点点变淡，像被水晕开的墨，最后啥也没剩下。
我眨了眨眼。
眼有点酸，毕竟盯着一个地方看了太久。
再一睁眼，大枣树上空荡荡的，只剩下满树叶子和一树的青枣在似有似无的晃悠。
“哇——”
我直接哭了，扯着嗓子那种哭，全村都能听见。
也是巧了，我爹我妈正好挑着满满两土篮子土豆往回走，刚进院门，听见屋里孩子哭得撕心裂肺。
俩人连扁担都没顾上卸，土篮子往地上一扔，土豆咕噜得满院子都是也顾不上了，撒腿就往屋里冲。
“咋的了？咋的了？！”
我爹鞋都跑掉了，光着脚踩在门槛上差点绊一跤。
我妈一把把我搂怀里，手在我身上摸来摸去：“磕哪了？烫着了咋地？虫子咬着了？”
我一边抽搭，一边朝窗外指：“她……她走了……”
我妈愣了一下：“谁走了？后院你十婶来了？”
我摇头：“不是。”
“那谁啊？你王奶奶？”
我又摇头，带着哭腔说：“一个穿白裙子的女的，长得贼好看，拿着瓶子，还拿柳树枝扫我……她还笑……”
我说得颠三倒四，逻辑是一点儿没有。
三岁小孩的表达能力，你就别指望多通顺。
我妈盯着我看了半天，脸色慢慢变了。
她扭头看我爹，压低声音说：“这孩子……是不是招没脸子了？”
“没脸子”是我们那旮沓对脏东西的统称，听着挺含蓄，意思可不咋地。
我爹皱眉：“不能吧，大白天呢。”
我妈说：“大白天咋的？你看她那眼神，直勾勾的，不像说瞎话。”
说完，她又低头问我：“老闺女，那女的，从哪走的？”
我指了指窗户：“飞走的。”
我妈脸“唰”就白了。
“老七，你去后院找小顺，让他尿点童子尿端回来。”
于是，我爹端着一个破了口的葫芦瓢，穿着露窟窿的破背心，一路小跑去了后院。
不一会儿，端着半瓢还冒着热气的东西回来了。
——后院小顺的童子尿。
我妈把我按在板凳上，一边念叨“驱邪驱邪”，一边把这玩意往我头上浇。
一瞬间，我满头满脸都是童子尿。
那味道，怎么说呢，又臊又冲，熏得我眼泪鼻涕一起往下流。
我一边挣扎一边哭，“啊······！我不洗······不洗······不洗······”，心里把小顺骂了八百遍。
那一刻，我心里那个恨呐！恨死了小顺。
浇完，我妈还特意用梳子蘸着剩下的尿，给我梳了两下头发，嘴里念：“冲一冲，散一散，十一以后好好的，啥也不怕……”
事实证明，童子尿屁用没有。
除了让我整整一下午都顶着一头尿骚味，走到哪都被家里那只大黄狗围着闻，把没把没脸子的赶跑我不知道，反正把我熏得五迷三道的。
那天晚上，我躺在炕上，鼻间是房梁、檩子的干木头和热炕席特有的混合味道。
我妈坐旁边给我扇蒲扇，身上有淡淡的汗味和洗澡留下的肥皂味。
我盯着窗外那棵大枣树，心里有点纳闷，嘴里小声嘟囔着：
“她到底是谁？”
“她为啥要来？”
“为啥偏偏是我看见？”
“她还会不会回来了？”
我妈以为我吓着了，轻轻拍我：“老闺女，睡吧啊，妈在这呢。”
我闭上眼，脑子里还是那条雪白雪白的白裙子和那只小小的乳白色净瓶。
以后几年，我再也没在大枣树上见过她。
但我知道，从那天起，我眼睛里这个世界，就比别的小孩多了一点别人看不见的东西。
我跟你们说，虽然那年我才三岁，但那贼拉好看的白裙子，一直到现在我也没忘。
至于童子尿那味儿，我现在还记得，小顺的那泡尿，够我记一辈子的。
我父母生我那年，正好是**提倡**开放那年。我爹说，我带来了好运气，要起个响亮的名字。
我妈说，十是十全十美，一是老大，是头子。所以就叫了十一。
这就导致我上学时，所有同学，包括老师都问我：“你家是不是有十一个孩子？”
其实，我是父母的独生女，掌上明珠，他们结婚十八年，陆续生下四个哥哥姐姐，可惜都夭折了。
听我妈讲，我应该在80年的阴历2月中旬出生，结果，年前腊月15那天，我妈端了一盆粘豆包，给前院我舅奶送去。跨墙头时，摔了一跤，为了保护怀里那个大泥盆（买一个盆需要2块钱，我家没钱。），我妈很英勇地就把挺着的大肚子奉献了出去。
肚子杵在墙边没来得及刨的苞米劄子上，当天晚上，我就出生了。
那一年，我妈39岁，我爹43岁。
我早产了两个多月，再加上身处农村，我妈孕期没啥营养可言。我生下来，没有头发、没有指甲，不会哭，不会吃奶。但是会吞咽，能**。体重2.7斤，我妈说，我和我爹41码的鞋底子一般大。
寒冬腊月，唯一的孩子早产，这可愁坏了我爹妈。
屋子里冷，炕烧的滚热，半夜凉风顺着墙缝往屋子里灌，我妈戴着大面**，穿着厚厚的棉袄，把我揣在怀里，护在心口。我妈抱我上半夜，我爹抱我下半夜。
我饿了，就会动一动脖子，咧着嘴，出不来声音，我妈就会往羹匙里挤点奶，一点一点饮到我的嘴里。
我吧嗒吧嗒嘴，咽了下去。
有邻居婶子大娘知道我妈生了，来我家下奶，看到我不会哭，不会啯奶，都相互打着眼神官司，走出去就撇着嘴说：“我看老七家的生的这个孩子也难活。”
“唉！还不如个半大猫崽子！”
在别人或冷嘲暗讽，或感到惋惜声中，我居然没死。
年三十那天，我妈坐了半个月月子，起身下地炖了一锅酸菜，蒸了一锅两合面馒头。半夜，老两口包了酸菜馅饺子，刚刚吃完年夜饺子，我躺在炕上“嘎······嘎······”哭出了声。
“哎妈呀！我孩子终于会哭了。”
我爹我妈争抢着抱起我，眼泪哗哗淌了下来。
他们唯一留下来的孩子，活了！
五个月，我就会爬了，十个半月，我就会走了。一周岁，我会成句说话了。
别人都说我把我夭折的兄弟姐妹的聪明全继承了，我爹我妈沾沾自喜。
可能是早产的原因，我从小体弱多病，冬天得**，夏天拉痢疾，一年四季赖赖巴巴。
我爹我妈一年有限的那点收入，都给我看病扎青链霉素和庆大霉素了。
事情的转变得从1982年那个头伏天说起。
1982年，沈阳城周边这嘎达，夏天的热是那种黏糊糊、干干巴巴的热。
尤其一过“头伏”，整个村子就像扣在一个大火锅盖子底下，连狗都找个大树底下伸着舌头“哈哧、哈哧”喘着粗气。
也就剩下树上的**嘎（知了）在不厌其烦的“知了、知了”地叫着，听着就让人心烦。
那年我虚岁三岁。
长得又黑又瘦，比同龄的孩子矮半头，却比他们都聪明。也比他们更淘气。
爬树上墙头“噌噌”的，一眼照顾不到，我就不知跑哪去了。
小村子一共67户人家，从村头，到村尾，都听得到我妈喊：“十一呀！回家吃饭了······”的声音。
家里那时三间石头房，房前一个大院子，房后院子也不小，院墙是用黄泥掺上铡碎的谷草堆砌的，上面插着树枝子，风一吹，干树枝子哗啦啦响。
正房西南角有一棵大枣树，岁数比我爹都大。
每年秋天，满树的大红枣能把树枝压得直不起腰，那是全村小孩都惦记的好东西。
头伏那天中午，太阳很毒。我爹我妈吃口饭，扛起二齿沟、挑着土篮子，去自留地起土豆了。
临走前，我妈把我抱到炕上，按在枕头上说：“老闺女，你老实躺着睡会觉，不许下地乱跑，更不能上东河边去玩，外头晒得地皮都冒烟了。”
我那会儿还不知道啥叫“午睡的意义”，只知道在外面疯跑了一上午，这会眼皮发沉，一歪头就睡着了。
等我醒过来，屋里静得有点过分。
不是那种“没人说话”的安静，是连**、蚊子、鸡鸭鹅的声音都集体消失了的那种诡异的安静。
我坐起来，脸朝着西南方向的大枣树，揉了揉眼睛。
就在这时，我看见了她。
她站在大枣树上。
不是爬上去的，就是那么站着——脚尖轻轻点在树梢的枝叶上，像压根儿就没重量似的。
一身白裙子，长长的十分飘逸，微风吹过来的时候，裙袂飞扬，露出一点点脚踝。手里一个乳白色的一尺高的小瓶子，另一只手拿着一根绿绿的柳树枝。
那张脸，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楚：圆圆的，细眉长目，不笑的时候就有点慈祥，一笑起来，天地之间的颜色都变了，就连屋里的光线好像都亮了几度。
她抬手，用柳枝朝我这边轻轻扫了三下。
一下、两下、三下。
头伏天没风，但我感觉脸上凉丝丝的，像用刚从井里提上来的井拔凉水投的毛巾擦过了脸。
这也忒舒坦了。舒坦得我都不想动，眼睛都舍不得眨一下。
我一动不动，就那么瞪着眼睛看着她。
心里没想着害怕，也没想着喊人，就是呆住了。
三岁小孩，啥也不懂，就觉得：这女的长得也太好看了吧，比我见过的所有的女的都好看。
村子里最好看的赵亚文，不及她一分。
她看着我，嘴角一弯，又笑了一下。
然后，她就那么一点点变淡，像被水晕开的墨，最后啥也没剩下。
我眨了眨眼。
眼有点酸，毕竟盯着一个地方看了太久。
再一睁眼，大枣树上空荡荡的，只剩下满树叶子和一树的青枣在似有似无的晃悠。
“哇——”
我直接哭了，扯着嗓子那种哭，全村都能听见。
也是巧了，我爹我妈正好挑着满满两土篮子土豆往回走，刚进院门，听见屋里孩子哭得撕心裂肺。
俩人连扁担都没顾上卸，土篮子往地上一扔，土豆咕噜得满院子都是也顾不上了，撒腿就往屋里冲。
“咋的了？咋的了？！”
我爹鞋都跑掉了，光着脚踩在门槛上差点绊一跤。
我妈一把把我搂怀里，手在我身上摸来摸去：“磕哪了？烫着了咋地？虫子咬着了？”
我一边抽搭，一边朝窗外指：“她……她走了……”
我妈愣了一下：“谁走了？后院你十婶来了？”
我摇头：“不是。”
“那谁啊？你王奶奶？”
我又摇头，带着哭腔说：“一个穿白裙子的女的，长得贼好看，拿着瓶子，还拿柳树枝扫我……她还笑……”
我说得颠三倒四，逻辑是一点儿没有。
三岁小孩的表达能力，你就别指望多通顺。
我妈盯着我看了半天，脸色慢慢变了。
她扭头看我爹，压低声音说：“这孩子……是不是招没脸子了？”
“没脸子”是我们那旮沓对脏东西的统称，听着挺含蓄，意思可不咋地。
我爹皱眉：“不能吧，大白天呢。”
我妈说：“大白天咋的？你看她那眼神，直勾勾的，不像说瞎话。”
说完，她又低头问我：“老闺女，那女的，从哪走的？”
我指了指窗户：“飞走的。”
我妈脸“唰”就白了。
“老七，你去后院找小顺，让他尿点童子尿端回来。”
于是，我爹端着一个破了口的葫芦瓢，穿着露窟窿的破背心，一路小跑去了后院。
不一会儿，端着半瓢还冒着热气的东西回来了。
——后院小顺的童子尿。
我妈把我按在板凳上，一边念叨“驱邪驱邪”，一边把这玩意往我头上浇。
一瞬间，我满头满脸都是童子尿。
那味道，怎么说呢，又臊又冲，熏得我眼泪鼻涕一起往下流。
我一边挣扎一边哭，“啊······！我不洗······不洗······不洗······”，心里把小顺骂了八百遍。
那一刻，我心里那个恨呐！恨死了小顺。
浇完，我妈还特意用梳子蘸着剩下的尿，给我梳了两下头发，嘴里念：“冲一冲，散一散，十一以后好好的，啥也不怕……”
事实证明，童子尿屁用没有。
除了让我整整一下午都顶着一头尿骚味，走到哪都被家里那只大黄狗围着闻，把没把没脸子的赶跑我不知道，反正把我熏得五迷三道的。
那天晚上，我躺在炕上，鼻间是房梁、檩子的干木头和热炕席特有的混合味道。
我妈坐旁边给我扇蒲扇，身上有淡淡的汗味和洗澡留下的肥皂味。
我盯着窗外那棵大枣树，心里有点纳闷，嘴里小声嘟囔着：
“她到底是谁？”
“她为啥要来？”
“为啥偏偏是我看见？”
“她还会不会回来了？”
我妈以为我吓着了，轻轻拍我：“老闺女，睡吧啊，妈在这呢。”
我闭上眼，脑子里还是那条雪白雪白的白裙子和那只小小的乳白色净瓶。
以后几年，我再也没在大枣树上见过她。
但我知道，从那天起，我眼睛里这个世界，就比别的小孩多了一点别人看不见的东西。
我跟你们说，虽然那年我才三岁，但那贼拉好看的白裙子，一直到现在我也没忘。
至于童子尿那味儿，我现在还记得，小顺的那泡尿，够我记一辈子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