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生后我撕了全家的遮羞布》

茶几前，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解锁，点开相册，找到那张截图——弟弟穿着花哨的沙滩裤，搂着两个比基尼女孩，在蓝天碧海的**下笑得无比灿烂。定位清晰：澳大利亚，悉尼邦迪海滩。日期：三个月前。那时，他刚“确诊”白血病不久。

我将手机屏幕朝下，轻轻放在那份《房屋自愿转让暨款项赠与协议》上。金属机身与纸张接触，发出轻微的“嗒”的一声。

“房子，我不卖。”我看着他们瞬间瞪大的眼睛，平静地说，“弟弟的‘病’，你们自己治吧。”

说完，我转身，拧开门锁，走了出去。楼道里声控灯应声而亮，昏黄的光线将我的影子拉得很长。身后没有追出来的脚步声，只有门内隐约传来的、妈妈陡然拔高的咒骂和爸爸暴躁的踢踹东西的闷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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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盗门在身后合拢的瞬间，那股支撑着我的冰冷勇气，也随之抽离。只剩下疲惫，沉甸甸地压在四肢百骸。楼道窗户灌进来的风带着夜晚的凉意，我打了个寒颤，捏紧行李袋的提手，一步步走下楼梯。

身上只有三百二十七块钱。一部旧手机。几件衣服。这就是我“滚出这个家”的全部资产。

我知道，这还不是结束。他们不会轻易放弃，卖房的钱数目太大，足以让他们用更卑劣的方式来逼迫就范。我必须快，比他们更快地找到真相，拿到证据。

第一晚，我在火车站候车厅的塑料椅上坐了一夜。周围的嘈杂、汗味、泡面味混成一团，反而让我有种诡异的安全感。天亮后，我开始寻找包住的工作。城市很大，机会不多。最后，一家24小时便利店的夜班理货员收留了我。工资微薄，但好歹有个睡觉的地方——仓库角落用纸板隔出来的一小片区域，勉强能躺下。

生存问题暂时解决，调查立刻开始。我以“关心弟弟病情，想了解治疗进展，给家里一个惊喜”为名，联系了弟弟通讯录里所有可能知道内情的朋友、同学。电话里，我语气焦急又充满希望，扮演着那个傻乎乎的、一心为弟的好姐姐。套话并不难，这群人里，不少人都参与过弟弟的“生日派对”或“康复庆祝”。含糊其辞的安慰、偶尔的言辞闪烁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