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章
茶几前,从口袋里掏出手机,解锁,点开相册,找到那张截图——弟弟穿着花哨的沙滩裤,搂着两个比基尼女孩,在蓝天碧海的**下笑得无比灿烂。定位清晰:澳大利亚,悉尼邦迪海滩。日期:三个月前。那时,他刚“确诊”白血病不久。
我将手机屏幕朝下,轻轻放在那份《房屋自愿转让暨款项赠与协议》上。金属机身与纸张接触,发出轻微的“嗒”的一声。
“房子,我不卖。”我看着他们瞬间瞪大的眼睛,平静地说,“弟弟的‘病’,你们自己治吧。”
说完,我转身,拧开门锁,走了出去。楼道里声控灯应声而亮,昏黄的光线将我的影子拉得很长。身后没有追出来的脚步声,只有门内隐约传来的、妈妈陡然拔高的咒骂和爸爸暴躁的踢踹东西的闷响。
3
防盗门在身后合拢的瞬间,那股支撑着我的冰冷勇气,也随之抽离。只剩下疲惫,沉甸甸地压在四肢百骸。楼道窗户灌进来的风带着夜晚的凉意,我打了个寒颤,捏紧行李袋的提手,一步步走下楼梯。
身上只有三百二十七块钱。一部旧手机。几件衣服。这就是我“滚出这个家”的全部资产。
我知道,这还不是结束。他们不会轻易放弃,卖房的钱数目太大,足以让他们用更卑劣的方式来逼迫就范。我必须快,比他们更快地找到真相,拿到证据。
第一晚,我在火车站候车厅的塑料椅上坐了一夜。周围的嘈杂、汗味、泡面味混成一团,反而让我有种诡异的安全感。天亮后,我开始寻找包住的工作。城市很大,机会不多。最后,一家24小时便利店的夜班理货员收留了我。工资微薄,但好歹有个睡觉的地方——仓库角落用纸板隔出来的一小片区域,勉强能躺下。
生存问题暂时解决,调查立刻开始。我以“关心弟弟病情,想了解治疗进展,给家里一个惊喜”为名,联系了弟弟通讯录里所有可能知道内情的朋友、同学。电话里,我语气焦急又充满希望,扮演着那个傻乎乎的、一心为弟的好姐姐。套话并不难,这群人里,不少人都参与过弟弟的“生日派对”或“康复庆祝”。含糊其辞的安慰、偶尔的言辞闪烁、
我将手机屏幕朝下,轻轻放在那份《房屋自愿转让暨款项赠与协议》上。金属机身与纸张接触,发出轻微的“嗒”的一声。
“房子,我不卖。”我看着他们瞬间瞪大的眼睛,平静地说,“弟弟的‘病’,你们自己治吧。”
说完,我转身,拧开门锁,走了出去。楼道里声控灯应声而亮,昏黄的光线将我的影子拉得很长。身后没有追出来的脚步声,只有门内隐约传来的、妈妈陡然拔高的咒骂和爸爸暴躁的踢踹东西的闷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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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盗门在身后合拢的瞬间,那股支撑着我的冰冷勇气,也随之抽离。只剩下疲惫,沉甸甸地压在四肢百骸。楼道窗户灌进来的风带着夜晚的凉意,我打了个寒颤,捏紧行李袋的提手,一步步走下楼梯。
身上只有三百二十七块钱。一部旧手机。几件衣服。这就是我“滚出这个家”的全部资产。
我知道,这还不是结束。他们不会轻易放弃,卖房的钱数目太大,足以让他们用更卑劣的方式来逼迫就范。我必须快,比他们更快地找到真相,拿到证据。
第一晚,我在火车站候车厅的塑料椅上坐了一夜。周围的嘈杂、汗味、泡面味混成一团,反而让我有种诡异的安全感。天亮后,我开始寻找包住的工作。城市很大,机会不多。最后,一家24小时便利店的夜班理货员收留了我。工资微薄,但好歹有个睡觉的地方——仓库角落用纸板隔出来的一小片区域,勉强能躺下。
生存问题暂时解决,调查立刻开始。我以“关心弟弟病情,想了解治疗进展,给家里一个惊喜”为名,联系了弟弟通讯录里所有可能知道内情的朋友、同学。电话里,我语气焦急又充满希望,扮演着那个傻乎乎的、一心为弟的好姐姐。套话并不难,这群人里,不少人都参与过弟弟的“生日派对”或“康复庆祝”。含糊其辞的安慰、偶尔的言辞闪烁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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