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章
宣判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,清洁工发现了刘芳。她每天早上6点起来扫大街,把雪扫开之后发现有人四肢僵硬躺在地上,她颤颤巍巍地用手探寻刘芳的呼吸,发现人已经没有了呼吸,周边的血已经凝固了,黑红色的,在水泥地上结了一层薄冰。,扫帚掉在地上。,救护车来了。法医后来鉴定,死因是头部遭遇撞击导致的颅内出血,摔伤后未得到及时救治,错过了抢救窗口期。。他在陈玉芬家里躲了一夜,手机没开。**上门的时候他坐在客厅里,地上都是熄灭的烟头。他被带到了***。审讯室里,白建国的供述反复摇摆。第一次说“她自己摔下去的”,第二次说“我们推搡的时候她没站稳”,第三次说“我推了一下,但没用力,是她自己喝的酒太多了站不稳”。:“案发现场有没有第三者能看到是刘芳自己失足掉下去的”:“发生争执的时候,我们的女儿雅雅在场。我们需要问她。”。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棉袄,脚上是一双明显偏大的棉鞋,头发扎成两个马尾,但一个高一个低,是她自己扎的。她的额头上有旧伤疤,脸颊上有冻疮,手指关节上有皲裂的口子——那是冬天用冷水洗衣服留下的。她坐在审讯室的椅子上,椅子太大了,她整个人陷在里面,脚够不着地。问她话的是一个女警,姓周,三十出头,看起来很和善。周警官给她倒了一杯热水,又给她拿了一颗大白兔奶糖。“雅雅,别怕,阿姨就是问你几个问题。”,没有剥开,放在手心里握着。“昨天晚上,爸爸妈妈是不是吵架了?嗯。他们吵了什么?爸爸说要离婚。然后呢?”
“妈妈生气了,打了爸爸。”
“然后呢?”
“爸爸还手,妈妈拽着爸爸不肯离婚,爸爸拖着妈妈往外走。”
“然后呢?”
白雅珍停下来。她低下头,看着手心里的大白兔奶糖。奶糖的包装纸是蓝色的,上面有一只笑眯眯的兔子。
她在想,她不是在回忆发生了什么——她记得每一个细节,每一秒钟,每一次撞击的声音。她在想的是:我应该说什么?这个问题在她八岁的脑袋里旋转,像一颗被拨动的弹珠。她知道答案不是唯一的。每一个答案都会通向一个不同的世界。白雅珍剥开了那颗糖,放进嘴里。奶味在舌尖上化开,甜的。
终于像是下定了决心,她抬起头,怯怯地看了看爸爸,又看了看周警官,小声的说“爸爸推了妈妈,妈妈就跌下了楼梯,然后就睡着了。”说完扯了扯周警官的衣角“阿姨,妈妈酒醒就会起来给雅雅做早餐的,是吗?。”
话音未落白建国暴起,冲过来对着白雅珍吼道“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,警官,她在撒谎,我没有。”
周警官急忙挡在白雅珍身前,示意后面两个同事将其按倒,“小孩子是不会撒谎的,你那么激动只能说明你做贼心虚。”回头温柔地摸了摸雅雅的头,“雅雅,别怕,阿姨保护你,**妈去了很远的地方,回不来了,可怜的孩子,这是阿姨的名片,如果害怕的话可以打电话给阿姨,阿姨会帮你的。”
“谢谢阿姨。”
“把他先关押起来。”
“我是无辜的,我要上诉,我要找律师!你们无权关押我”
白建国争取到给陈玉芬打电话的机会,“玉芬,救我!”
“你别慌,我会给你找最好的律师,在律师没到之前你什么也不要说。”
“好的,我知道了。”白建国彷佛吃了个定心丸一样。
**最终审理了此案。白建国被以过失致人死亡罪提起公诉。在庭审过程中,白建国的辩护律师提出,案发时刘芳处于醉酒状态,情绪失控,先行攻击白建国,对事件的发生存在重大过错。白建国在事发后虽然离开了现场,但目的是寻求帮助,且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事发经过,认罪态度良好。更重要的是,刘芳的父母,也就是白雅珍的外公外婆,在得知女儿长期酗酒家暴、女婿忍无可忍的事实后,选择了出具谅解书。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法庭上,外婆抹着眼泪说:“建国也不容易,我们家芳芳……是我们没教好她。雅雅还小,不能没有爸爸。”
最终,**判处白建国****三年,缓刑三年。白雅珍看着法官敲下法槌。“咚”的一声,很脆,很短,像一根树枝被折断。这个声音在空旷的法庭里回荡了一秒,然后消失了。
宣判结束了。白建国从被告席上站起来,他的表情是复杂的。有释然,有疲惫,有劫后余生的庆幸,甚至有一丝若有若无的得意。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像是刚从水里被捞上来一样,胸膛剧烈地起伏着。
他被当庭释放,法警解开了他的**。他揉了揉手腕,那里有一圈红印。他走到旁听席前,朝外公外婆深深地鞠了一躬。
“爸、妈,对不起。”
他的声音是真诚的,至少听起来是真诚的。一个男人,在法庭上,向亡妻的父母鞠躬道歉。这一幕如果被拍下来,大概会被很多人感动。外婆的眼泪又流下来了,她伸出手,拍了拍白建国的肩膀。“建国啊,以后好好过吧。芳芳的事……过去了。”
白雅珍站在原地,看着这一切,她觉得自己像在看一场戏。舞台上的演员们都很投入,有人哭,有人笑,有人鞠躬,有人原谅。灯光打得恰到好处,音乐也在合适的时机响起。如果这是一场戏,它应该有一个温情的、感人的、让人热泪盈眶的结局。但她不觉得感动。她只觉得冷,那种冷不是从外面来的,是从里面来的。从骨头缝里、从血液里、从心脏最深处的某个地方渗出来的冷。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她体内一点一点地冻结,把她变成一座冰雕。外面还是人的形状,里面早就空了。
散场了。人们开始往外走。椅子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,脚步声在走廊里回荡。白雅珍站在旁听席的过道里,人群从她身边经过,像河水绕过一块石头。外婆走到她面前,蹲下来。老人家的膝盖不好,蹲下去的时候发出“咔”的一声响,她就那样蹲在白雅珍面前,和白雅珍平视,那双浑浊的、布满血丝的眼睛,仔细地端详着白雅珍的脸。从额头到眉毛,从眉毛到眼睛,从眼睛到脸颊上那道已经变成淡粉色的旧疤。外婆的目光很慢,老人粗糙的手伸出来,手指弯曲,关节粗大,指甲缝里还藏着昨天劈柴时留下的木屑。那只手轻轻地落在白雅珍的额头上,指尖拂过那道月牙形的疤。那道疤是刘芳用酒瓶子砸的。两年前的事。纱布缠了两圈,血透了,换了三次才止住。后来结了痂,痂掉了,留下这道疤。白雅珍从来没有在意过它,它只是脸上的另一道痕迹,和那些藏在衣服下面的、数不清的疤痕一样,是身体的履历表,记录着她从哪里来。外婆的手指在那道疤上停留了很久,老人的嘴唇在颤抖,眼眶红了,但没有哭。她只是那样蹲着,摸着一个八岁女孩额头上的疤,沉默了很久很久才开口,她的声音沙哑,像干枯的树叶在风中摩擦。
“这孩子,受了太多苦了。”
白雅珍没有动。
“我和你外公年纪大了,想照顾你也力不从心了。”外婆的手从她脸上移开,落在她的肩膀上,轻轻地握了一下,“好好跟着**爸哈。”
白雅珍听见这句话的时候,脑子里有一瞬间的空白。像是一台机器突然断电,所有的齿轮都停止了转动。她看着外婆的眼睛,在那双浑浊的瞳孔里看见了自己的倒影。一个小小的、模糊的、没有表情的人影。外婆说这些话的时候,语气是温柔的,甚至是愧疚的。她是真的觉得对不起白雅珍,是真的觉得自己老了、没用了、照顾不了她了。她说这些话的时候,心里大概也在疼。一个老人,失去了女儿,又要送走外孙女,她的手里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抓住的东西了。但白雅珍听见的,不是温柔,不是愧疚。她听见的是一个判决。比法官的判决更重、更冷、更不可更改的判决。
她被留下了!被留给了白建国!那个把刘芳推下楼梯的人。那个在腊月的寒夜里丢下妻子逃跑的人。那个在法庭上表演忏悔、表演真诚、表演一个好丈夫好父亲的人。她被留给了那个人。白雅珍没有说话。她没有哭,没有闹,没有抱住外婆的腿说“我不要跟爸爸走”。她只是站在那里,两只手垂在身侧,手指微微蜷缩着,像两只不知道该放在哪里的小动物。
她点了下头。很轻,很短,几乎看不出来。外婆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。她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又响了一声,身体晃了晃,扶住了椅背才站稳。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,擦了擦眼睛,然后转身朝门口走去。外公在门口等她,两个人的背影在走廊的日光灯下显得格外单薄,像两棵被冬天的风吹干了的老树。
他们走了。
白雅珍站在原地,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。她没有追上去。她知道追上去也没有用。外婆说的是实话——他们老了,没有钱,没有能力,自己活着已经用尽了全部力气,哪里还养得起一个孩子。这不是狠心,这是无奈。比狠心更让人绝望的无奈。
白建国的脚步声从身后传来。皮鞋踩在**石地面上,笃,笃,笃,不紧不慢,带着一种刻意营造的从容。他走到白雅珍身边,他伸出手来握住了白雅珍的手。那只手很大,很暖,掌心有一层薄薄的汗。白建国的手和外婆的手不一样。外婆的手粗糙、干裂、硌人,但握上去是实在的。白建国的手冰有力,死死地抓住白雅珍的手,任凭怎么甩也甩不掉。白雅珍咬着唇忍着疼痛“爸爸,你弄疼我了。”
“雅雅不乖哦,没有按照爸爸说的话去做,不乖的小朋友是要受到惩罚的哦。”
“爸爸……我没有,是那个周阿姨恐吓我,逼我说实话的,爸爸,真好,你没有坐牢,以后还可以陪在雅雅的身边。”白雅珍压抑着心底的恐慌,斟酌着每个字。
白建国的手抚过她的后背,“是吗?雅雅真的是这么想的吗?以后,爸爸会好好照顾雅雅的。”
白雅珍的后背蹿起一阵凉意。那阵凉意从尾椎骨开始,沿着脊柱一路向上,爬过后背的每一寸皮肤,一直蔓延到后脑勺。她的头发根根竖起来,胳膊上起了一层密密麻麻的鸡皮疙瘩。这不是冷。这是恐惧。一种从本能深处涌上来的、无法控制的、原始的恐惧。她努力克制住恐惧道“嗯,爸爸。”
“我们回家吧。”
白建国站起来,牵着白雅珍往外走。他的步子很大,白雅珍要小跑才能跟上。棉鞋踩在**石地面上,发出“啪嗒啪嗒”的声音,和皮鞋的“笃笃”声混在一起,像一首跑调的合奏。走廊很长,日光灯一根接一根地从头顶掠过,每一根都一样白、一样冷、一样刺眼。白雅珍数了数,从法庭门口到走廊尽头,一共有二十三根灯管。她不知道为什么要在这种时候数灯管。
“妈妈生气了,打了爸爸。”
“然后呢?”
“爸爸还手,妈妈拽着爸爸不肯离婚,爸爸拖着妈妈往外走。”
“然后呢?”
白雅珍停下来。她低下头,看着手心里的大白兔奶糖。奶糖的包装纸是蓝色的,上面有一只笑眯眯的兔子。
她在想,她不是在回忆发生了什么——她记得每一个细节,每一秒钟,每一次撞击的声音。她在想的是:我应该说什么?这个问题在她八岁的脑袋里旋转,像一颗被拨动的弹珠。她知道答案不是唯一的。每一个答案都会通向一个不同的世界。白雅珍剥开了那颗糖,放进嘴里。奶味在舌尖上化开,甜的。
终于像是下定了决心,她抬起头,怯怯地看了看爸爸,又看了看周警官,小声的说“爸爸推了妈妈,妈妈就跌下了楼梯,然后就睡着了。”说完扯了扯周警官的衣角“阿姨,妈妈酒醒就会起来给雅雅做早餐的,是吗?。”
话音未落白建国暴起,冲过来对着白雅珍吼道“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,警官,她在撒谎,我没有。”
周警官急忙挡在白雅珍身前,示意后面两个同事将其按倒,“小孩子是不会撒谎的,你那么激动只能说明你做贼心虚。”回头温柔地摸了摸雅雅的头,“雅雅,别怕,阿姨保护你,**妈去了很远的地方,回不来了,可怜的孩子,这是阿姨的名片,如果害怕的话可以打电话给阿姨,阿姨会帮你的。”
“谢谢阿姨。”
“把他先关押起来。”
“我是无辜的,我要上诉,我要找律师!你们无权关押我”
白建国争取到给陈玉芬打电话的机会,“玉芬,救我!”
“你别慌,我会给你找最好的律师,在律师没到之前你什么也不要说。”
“好的,我知道了。”白建国彷佛吃了个定心丸一样。
**最终审理了此案。白建国被以过失致人死亡罪提起公诉。在庭审过程中,白建国的辩护律师提出,案发时刘芳处于醉酒状态,情绪失控,先行攻击白建国,对事件的发生存在重大过错。白建国在事发后虽然离开了现场,但目的是寻求帮助,且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事发经过,认罪态度良好。更重要的是,刘芳的父母,也就是白雅珍的外公外婆,在得知女儿长期酗酒家暴、女婿忍无可忍的事实后,选择了出具谅解书。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法庭上,外婆抹着眼泪说:“建国也不容易,我们家芳芳……是我们没教好她。雅雅还小,不能没有爸爸。”
最终,**判处白建国****三年,缓刑三年。白雅珍看着法官敲下法槌。“咚”的一声,很脆,很短,像一根树枝被折断。这个声音在空旷的法庭里回荡了一秒,然后消失了。
宣判结束了。白建国从被告席上站起来,他的表情是复杂的。有释然,有疲惫,有劫后余生的庆幸,甚至有一丝若有若无的得意。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像是刚从水里被捞上来一样,胸膛剧烈地起伏着。
他被当庭释放,法警解开了他的**。他揉了揉手腕,那里有一圈红印。他走到旁听席前,朝外公外婆深深地鞠了一躬。
“爸、妈,对不起。”
他的声音是真诚的,至少听起来是真诚的。一个男人,在法庭上,向亡妻的父母鞠躬道歉。这一幕如果被拍下来,大概会被很多人感动。外婆的眼泪又流下来了,她伸出手,拍了拍白建国的肩膀。“建国啊,以后好好过吧。芳芳的事……过去了。”
白雅珍站在原地,看着这一切,她觉得自己像在看一场戏。舞台上的演员们都很投入,有人哭,有人笑,有人鞠躬,有人原谅。灯光打得恰到好处,音乐也在合适的时机响起。如果这是一场戏,它应该有一个温情的、感人的、让人热泪盈眶的结局。但她不觉得感动。她只觉得冷,那种冷不是从外面来的,是从里面来的。从骨头缝里、从血液里、从心脏最深处的某个地方渗出来的冷。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她体内一点一点地冻结,把她变成一座冰雕。外面还是人的形状,里面早就空了。
散场了。人们开始往外走。椅子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,脚步声在走廊里回荡。白雅珍站在旁听席的过道里,人群从她身边经过,像河水绕过一块石头。外婆走到她面前,蹲下来。老人家的膝盖不好,蹲下去的时候发出“咔”的一声响,她就那样蹲在白雅珍面前,和白雅珍平视,那双浑浊的、布满血丝的眼睛,仔细地端详着白雅珍的脸。从额头到眉毛,从眉毛到眼睛,从眼睛到脸颊上那道已经变成淡粉色的旧疤。外婆的目光很慢,老人粗糙的手伸出来,手指弯曲,关节粗大,指甲缝里还藏着昨天劈柴时留下的木屑。那只手轻轻地落在白雅珍的额头上,指尖拂过那道月牙形的疤。那道疤是刘芳用酒瓶子砸的。两年前的事。纱布缠了两圈,血透了,换了三次才止住。后来结了痂,痂掉了,留下这道疤。白雅珍从来没有在意过它,它只是脸上的另一道痕迹,和那些藏在衣服下面的、数不清的疤痕一样,是身体的履历表,记录着她从哪里来。外婆的手指在那道疤上停留了很久,老人的嘴唇在颤抖,眼眶红了,但没有哭。她只是那样蹲着,摸着一个八岁女孩额头上的疤,沉默了很久很久才开口,她的声音沙哑,像干枯的树叶在风中摩擦。
“这孩子,受了太多苦了。”
白雅珍没有动。
“我和你外公年纪大了,想照顾你也力不从心了。”外婆的手从她脸上移开,落在她的肩膀上,轻轻地握了一下,“好好跟着**爸哈。”
白雅珍听见这句话的时候,脑子里有一瞬间的空白。像是一台机器突然断电,所有的齿轮都停止了转动。她看着外婆的眼睛,在那双浑浊的瞳孔里看见了自己的倒影。一个小小的、模糊的、没有表情的人影。外婆说这些话的时候,语气是温柔的,甚至是愧疚的。她是真的觉得对不起白雅珍,是真的觉得自己老了、没用了、照顾不了她了。她说这些话的时候,心里大概也在疼。一个老人,失去了女儿,又要送走外孙女,她的手里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抓住的东西了。但白雅珍听见的,不是温柔,不是愧疚。她听见的是一个判决。比法官的判决更重、更冷、更不可更改的判决。
她被留下了!被留给了白建国!那个把刘芳推下楼梯的人。那个在腊月的寒夜里丢下妻子逃跑的人。那个在法庭上表演忏悔、表演真诚、表演一个好丈夫好父亲的人。她被留给了那个人。白雅珍没有说话。她没有哭,没有闹,没有抱住外婆的腿说“我不要跟爸爸走”。她只是站在那里,两只手垂在身侧,手指微微蜷缩着,像两只不知道该放在哪里的小动物。
她点了下头。很轻,很短,几乎看不出来。外婆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。她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又响了一声,身体晃了晃,扶住了椅背才站稳。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,擦了擦眼睛,然后转身朝门口走去。外公在门口等她,两个人的背影在走廊的日光灯下显得格外单薄,像两棵被冬天的风吹干了的老树。
他们走了。
白雅珍站在原地,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。她没有追上去。她知道追上去也没有用。外婆说的是实话——他们老了,没有钱,没有能力,自己活着已经用尽了全部力气,哪里还养得起一个孩子。这不是狠心,这是无奈。比狠心更让人绝望的无奈。
白建国的脚步声从身后传来。皮鞋踩在**石地面上,笃,笃,笃,不紧不慢,带着一种刻意营造的从容。他走到白雅珍身边,他伸出手来握住了白雅珍的手。那只手很大,很暖,掌心有一层薄薄的汗。白建国的手和外婆的手不一样。外婆的手粗糙、干裂、硌人,但握上去是实在的。白建国的手冰有力,死死地抓住白雅珍的手,任凭怎么甩也甩不掉。白雅珍咬着唇忍着疼痛“爸爸,你弄疼我了。”
“雅雅不乖哦,没有按照爸爸说的话去做,不乖的小朋友是要受到惩罚的哦。”
“爸爸……我没有,是那个周阿姨恐吓我,逼我说实话的,爸爸,真好,你没有坐牢,以后还可以陪在雅雅的身边。”白雅珍压抑着心底的恐慌,斟酌着每个字。
白建国的手抚过她的后背,“是吗?雅雅真的是这么想的吗?以后,爸爸会好好照顾雅雅的。”
白雅珍的后背蹿起一阵凉意。那阵凉意从尾椎骨开始,沿着脊柱一路向上,爬过后背的每一寸皮肤,一直蔓延到后脑勺。她的头发根根竖起来,胳膊上起了一层密密麻麻的鸡皮疙瘩。这不是冷。这是恐惧。一种从本能深处涌上来的、无法控制的、原始的恐惧。她努力克制住恐惧道“嗯,爸爸。”
“我们回家吧。”
白建国站起来,牵着白雅珍往外走。他的步子很大,白雅珍要小跑才能跟上。棉鞋踩在**石地面上,发出“啪嗒啪嗒”的声音,和皮鞋的“笃笃”声混在一起,像一首跑调的合奏。走廊很长,日光灯一根接一根地从头顶掠过,每一根都一样白、一样冷、一样刺眼。白雅珍数了数,从法庭门口到走廊尽头,一共有二十三根灯管。她不知道为什么要在这种时候数灯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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