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章

两个月能多卖两百块，她说等不了了，闺女要上学。老崔把猪赶上拖拉机的时候，我妈站在**门口看着那个空荡荡的圈，拍掉手心里粘的糠。当天晚上我路过她的房门口，从门帘缝隙里看到她没有在缝东西，就坐在床边，背对着整个院子里唯一还亮着的灯泡发呆。
师范四年，每个月初我妈都会给我寄钱，不多，就是几张零钞，用信封装着，信封上歪歪扭扭写着我的名字和地址。她总共学会的不到三十个字——全家人的姓名、地名、年月日和几个最基本的生活用词。信封就是她用这半套汉字系统应对这个世界的全部工具——她寄出过我的学费、过年的火腿、冬天的棉鞋、和我爸摔伤那年给县医院朱主任的感谢信。我后来每一次把新地址发给她，她从来不会像其***那样打电话来核实收没收到，而是隔几天忽然寄来一张明信片，上面画的那些断续笔画在明信片上反复练过我告诉她的新门牌号。信里有时候是一百块，有时候是五十块，有时候只有二十。附言栏歪歪扭扭地写——“吃好点”。这三个字是那个卖掉了银镯子的女人，从每张汇款单上的油墨里捧给我全部的修辞。
我毕业后被分到县城中学当语文老师。教了两年书，发现站在***能改变的事情远不够，于是考了省城的新闻学硕士，进了报社。走之前我妈问，是不是以后要写很多字。我说是。她说写过的东西是不是都会留下来。我说会。她沉默了一会儿，低下头继续纳鞋底。过了很久，她说了一句很轻的话——“那你把我那份也写了。”
进报社的头三年我没做出什么名堂，跑社区新闻，写街道办事处的会议报道，帮副刊写过一阵子美食专栏。那时候纸媒还没开始大规模衰落，报社大楼在省城最繁华的地段，每天早上八点打卡，晚上加班到九十点是常态。我租住在城中村的一间**楼里，房间只有十几个平方，卫生间在走廊尽头，洗澡要端着盆子排队。我妈每个月给我寄一封信，信里夹着两百块钱。我打电话说不要寄了，我工资够用。她说省城的菜贵。其实省城的菜不比老家贵多少，但她说贵就是贵，你没办法跟她争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