成为职业律师后，我接的第一个案子是外婆的离婚案

成为职业律师后接的第一个案子。

是外婆的离婚案。

外婆说，她终于等到有人帮她撑腰了。

直到**前整理材料，我才真正看清这份“撑腰”有多沉重。

当年外公对外宣称要帮弟妹下南洋找弟弟，实则带着弟妹和亲侄女一起私奔了。

这么多年，只有小学文凭的外婆，一个人把三个孩子拉扯大。

大伯考上了清北，成为全村第一个领美元的精算师。

我妈成为国内顶尖美院的教授，现在正带着自己的研究生到处采风。

小姨成绩最一般，考了个普通的211，成了乡镇***。

而从未对我提过要求的外婆。

在我拿到职业律师资格证后，拎着一杯奶茶来找我：“丫头，帮外婆打场离婚官司吧。”

1我拿到执业律师资格证的那天，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兴奋。

北京的五环外，出租屋里只有一箱方便面和一个卤蛋。

手机震动，屏幕上是外婆发来的语音，带着乡音浓重的普通话：“囡囡，考上了没？”

我说：“考上了，证拿到了。”
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我以为信号不好断了，刚想把手机拿近，却听见一声极轻极长的叹息。

“那外婆请你喝杯奶茶，你帮外婆打场官司吧。”

“打什么？”

“离婚。”

我握着手机的手猛地一紧。

在我的认知里，外婆和“离婚”这两个字是绝缘体。

外婆姓陈，大名秀芝。

但在村里，没人叫她大名，都叫她“阿婆”。

记忆里的外婆，永远佝偻着背，头发花白，手指关节粗大变形，那是常年浸泡在冷水里洗衣服、插秧留下的病根。

外婆话很少，不像别的老**喜欢拉家常。

她唯一的爱好，就是坐在门口的门槛上，看着村口那条通往镇上的土路。

有时候一看就是半天，直到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。

我问过她：“外婆，你在看什么？”

她总是摸摸我的头，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亮光，随即又黯淡下去：“外婆在看有没有信来。”

那时候我不懂，后来我翻开了家里的旧樟木箱，才看到了那一沓泛黄的信封。

邮戳来自遥远的南洋，字迹潦草，开头永远是“秀芝吾妻”，落款是“建国”。

***，是我的外公。

在那个封闭的南方村落，外公是个传说般的存在。

据说他年轻时长得周正，脑子活络，是村里第一个敢走出去的人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末，外公说他要带着弟妹下南洋去寻找失散多年的亲弟弟。

据说外公的弟弟当年下南洋做生意，失踪了。

临走前夜，外公跪在外婆面前磕了个头。

外婆只读到小学三年级，但她认死理。

她觉得丈夫出去闯荡是为了这个家，为了以后能过上好日子。

她把家里仅剩的一篮子鸡蛋塞进外公的行囊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却硬是没掉下来。

“你去吧，家里有我。”

这是她当年说的话。

最初的两年，信来得还算勤快。

信里全是报平安的话，说在那边找到了零工，说一切都好，说很想念老婆孩子。

外婆每次收到信，都会拿着去找村里的教书先生念，听完后再小心翼翼地把信折好，放进那个铁盒子里。

但从第三年开始，信越来越少了。

从一个月一封，变成半年一封，再到一年半载都没有音讯。

外婆依旧每天坐在门槛上等，村口的邮递员路过时，总会朝她摆摆手。

“阿婆，没信。”

外婆就会讪讪地笑笑，转身回屋，继续干活。

村里开始有了闲言碎语。

有人说看见外公在南洋发了财，忘了糟糠之妻。

也有人说，是不是人已经不在了？

毕竟那时候下南洋的人，十个里有三个是回不来的。

外婆从不辩解。

她只是用那双布满老茧的手，努力把三个孩子拉扯大。